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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史料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原始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史学价值 韩振国 摘 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是其中优秀代表。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这些材料已遗失或销毁，山西省档案馆所藏档案证明，部分材料还健在。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原始调查材料的发现，对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是极其宝贵的。 关键词：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 档案 根据地 社会史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在解放前各时期都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组织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作了大量调查，其成果大都已出版，但原始调查材料不知去向。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的材料，学术界一直以为已经遗失或销毁，事实上，包括这些材料在内的根据地时期的大量社会调查的原始材料就静静地躺在档案馆的旮旯里。某些学术问题的研究不是缺少材料，而是缺少发现材料的眼睛和耐心。 一 2001年，笔者考入山西大学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2002年秋，我到山西省档案馆收集资料，发现大量抗日战争时期调查档案，于是确定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史。在查阅档案过程中，“革命历史资料”第141卷宗引起我的注意，这是有关山西西北部兴县的档案。抗日战争中，兴县蔡家崖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贺龙所率领的一二零师也驻在此地。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去西柏坡的途中，就在蔡家崖驻留，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更让我惊喜的是，第141卷宗的档案有大量的农村调查材料，这些调查详细、完整，完全不同于其他卷宗。例如黑峪口村的调查有十几项之多：《黑峪口调查——概况》、《政治环境的变迁》、《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黑峪口土地占有》、《黑峪口土地使用》、《黑峪口土地典押与回赎》、《黑峪口租佃关系租出伙出租入伙入》、《黑峪口地租问题》、《黑峪口役畜所有》、《黑峪口物价调查表》、《黑峪口调查（十三）手工业、（十四）饭摊》、《黑峪口调查——雇佣关系》、《黑峪口村商业》、《黑峪口调查——文化教育》、《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黑峪口代表大会纪录》、《黑峪口代表会议公民小组会议实录》、《黑峪口行政村十个负责干部小传》等等。在导师王先明先生的资助下，我大量复印了这些档案，并决定毕业论文就依此为基础，写一篇抗日根据地基层权力结构变迁的文章。 在阅读这批调查档案的过程中，我对这些档案的来源产生了兴趣。这些档案资料标示的调查时间是1942年6月——8月，黑峪口村有部分材料为9月，地点是晋西北根据地兴县二区的几个村庄——黑峪口、任家湾、唐家吉、桑蛾、中庄、高家村、高家沟、西坪、赵家川口、碾子村、花园沟等，而且各村调查内容相近，许多表格是同一种油印表格。这使我很快想到1942年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以下简称“延调”）[1]所调查的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庄。张闻天等人是1942年4月13日到达兴县二区，4月22日正式展开调查，8月31日“调查工作从此告一结束”[2]， 9月14日过黄河到彩林。从时间、地点来看是大体吻合的。是否有另一组调查员的调查？但这是说不通的。 “延调”是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的，成员有中央书记处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委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九人，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担任团长，这样规格的调查团，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中央的，到各根据地必然受到尊重，并积极配合其工作的，怎会在同时同地组织调查团，抵制中央呢？ 从当时人的回忆、日记中，也明显看出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调查团。 晋西北根据地在1941年以晋西区党委名义组织人员作了大量调查，目前有部分尚存于山西省档案馆。1942年初，根据地正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分为四股：政治经济股、文化教育股、群众运动股、党务研究股，分别由肖扬、龚逢春、王达成等人任股长，下边还有各小组[4]。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研究室亦随之改名为“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在抗战时期，这一组织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许多调查及时发表在《抗战日报》上，为根据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起了很大借鉴作用。 是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组织了另一个调查？答案正相反。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参与了“延调”。段云是当时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的经济组组长，他负责花园沟行政村碾子村的调查，这在张闻天日记和段云本人的回忆中记述的十分清楚[5]。同时参与调查的研究室其他领导人还有肖扬、阎秀峰、赵辉、刘文珍等人。晋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各团体参与此次调查的共有40多人。 以上分析可知，1942年上半年兴县二区不会存在另一支调查队伍。下面再从内容上分析这批档案与“延调”材料的关系。 张闻天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