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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年度研究进展? 作者：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于欣　　精神病学作为一门相当年轻的临床学科，在过去100年中发展迅速。近20年来，随着神经科学的不断进步及社会对精神卫生的关注，精神病学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010年1月，《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浦·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提议，将未来的10年定为“精神障碍的10年”。这并非指精神障碍在未来10年将出现大流行，而是说因神经科学和遗传学的进步，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对精神障碍的认识将极大地改变。本文拟对2010年精神病学领域的一些重要发现作一简单介绍，管中窥豹，一家之言，仅作参考。　　基础研究　　“巨型计划”频频出现　　继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投入数千万美元进行CATIE研究后，欧盟也投入巨资进行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研究。近年来，此种大投入、多中心、多学科参与的“巨型计划”，在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中频频出现，如研究阿尔茨海默病（AD）诊断生物学标记的AD神经影像危险因素（ADNI）研究等。　　201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又启动了一个旨在了解大脑内部联接的研究项目，预算4000万美元，整合美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9家研究机构资源，由神经解剖、磁共振成像（MRI）和神经信息学方面的几十位专家共同参与。在该项目中使用的MRI技术包括静息态、弥散张量显像（DTI）、任务刺激、脑磁图和结构分析。其中，仅一个研究联合体就要纳入来自300个家庭的孪生子及其兄弟姐妹等1200个健康个体。该项目被命名为“人类联接组计划”。　　分子遗传学为精神疾病研究注入活力　　通过结合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和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者可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对于复杂表型研究更为有利。在寻找新的复杂疾病易感位点方面，由于对人类基因组覆盖更全面，GWAS比以往任何一种方法都更成功，其结果显示，典型易感位点的比值比（OR）为1.1~1.3，但常需极大样本量才可检测到。　　以精神分裂症分子遗传学（MGS）研究为例，该研究纳入了5334例欧洲人种样本（较多数研究的样本量大），但其统计学效力却仅能够检测十分常见（频率为30%~60%）的危险等位基因（基因型相对危险度约为1.3）。　　因此，为了达到足够的统计学效力，对独立数据库进行合并分析十分有用，尽管最终合并样本的诊断谱可能比独立样本更宽泛。此种合并数据分析已在多种复杂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获得成功。　　不同来源样本常使用不同的分型平台，但采用归因法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不同平台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互不重叠的局限性。　　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具有非常高的遗传度，是人类最复杂的遗传性疾病之一。国际精神分裂症联合（ISC）研究和MGS研究结果，均支持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多基因模型，即，由数百个基因参与，每个基因效应不定量且非常微小。　　2007年，由NIMH、美国国家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NARSAD）和荷兰遗传计算中心共同资助的PGC项目启动，目前已经有11个国家的48家研究机构参加，分别收集抑郁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孤独症、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遗传标本。　　“理论假说”受到挑战 新技术带来新契机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中，多巴胺（DA）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相关遗传学研究也集中于DA相关通路方面。但GWAS研究结果提示， ZNF804A、 NRGN、 TCF4及在染色体6p22.1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 区域上的变异，均与DA系统没有直接联系。　　不断涌现的新基因测序技术则重演着“英特尔芯片”的一幕，测序越来越快，花费越来越少。这些新研究结果和新技术的出现，给精神障碍的遗传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此外，易感基因和基因表达如血源性信使RNA（mRNA）和微小RNA研究等又有了新意义，长久以来几乎被人们淡忘的大脑病理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　　精神障碍诊断及诊断标准修订情况　　寻找“客观”诊断指标　　精神障碍在诊断上的软肋是缺乏所谓“客观的”生物学指标，而人们一直在尝试寻找此类指标。　　通过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PET）/CT，可从形态和功能上了解大脑。示踪剂18F-FDOPA可显示突触前DA受体，进而动态了解DA通路变化。若结合某些神经认知测查，如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CST）或视空间注意功能测查，将有可能获得更多信息。　　特定人群诊断须慎重　　精神障碍的诊断（尤其对特定人群如青少年、女性及老人）常引起学术和政治上的争议。 美国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手册（CIDI）对10123名13~18岁青少年进行面谈，结果显示，青少年焦虑障碍、行为障碍、心境障碍和物质依赖的终生患病率分别为31%、19%、14%和11%，即每4~5名青少年中即有1名符合DSM-诊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