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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因子 　　摘 要：中国古代法律文明十分发达，从思想到制度再到法律典籍，体系完整；以刑法为中心，涉及伦理，民商经济，行政官制，涉外法律，体例庞大；依托古代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华法系在隋唐时期已经逐步发展形成。如果将和谐社会作为根本目标，法治便是其实现途径。回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和谐因子，对其中不合理制度的反思，对其中精华部分的吸收，是当今建设法治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对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和谐理想大有裨益。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和谐社会 　　一、和谐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演进 　　（一）初期的和谐理念 　　1、神判天罚--夏商的和谐理念 　　夏商时代的人们，认知水平有限，受制于各种自然条件与现象。统治者为了达到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稳定的目的，便寄托于神权法律思想。君权受命于天，对自然和神的崇拜是无以复加的。[1]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由此观之，维系神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夏商时代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基本。[2] 　　2、礼教为法法为礼教--西周的和谐理念 　　西周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极为繁荣的时期，周公摄政后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3]。西周的礼治带有浓厚的宗法人伦色彩。 　　礼设定了严格的等级宗法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贵族与平民与奴隶被各自限制在相应的法律圈子里，不能逾矩，因此也就规避了纷争与矛盾。礼利用了道德的精神约束力结合宽刑的双重规制来调整和约束人们的行为，礼法合一，共同作用，维持了较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形成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百家争鸣殊途同归--诸子百家的和谐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社会剧烈的转型时期，新旧制度交替，战乱不断。乱世之中，百家争鸣，和谐的理念就蕴含在各家主张的治国之道。 　　儒家提倡仁与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4]人人为公，社会秩序良好，天下大同，和而不同！此为外圣。[5]从人的自身内在价值出发，提倡提高人的德行修养，仁爱无疆，仁者无敌，勾勒出人与自身价值的和谐，此为内圣。[6] 　　墨家提倡兼爱、非攻。一方面提倡人们毫无差别地互爱互利，是为人际之和谐；一方面反对不义战争，维系和平，是为天下之和谐。除此之外，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的道德是有限的，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准则！ 　　道家提倡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发展。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乱世纷争，独立于尘世，自给自足，是一种内心的和谐。 　　法家提倡以法为尊，以刑去刑。面对礼崩乐坏的客观实际，面对新的封建势力的统治需要，法家思想无疑显得十分积极。以法为尊，是定分止争的实际需要；是打击旧贵族的手段，从而减少新旧势力争斗的需要；更是维护君主与民众的统治关系的需要。而以刑去刑则是一种从相反面论证和谐的思想。 　　（二）发展的和谐理念 　　春秋以来逐步确立了以儒为尊的封建正统思想。大一统成为了社会主流。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的构建与强化，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得到进一步发展。 　　1、正统思想独尊儒术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治国之策，倡导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然而，正是由于此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百家之学重新被提起，争流不断。顺应时代潮流，董仲舒则为思想上的和谐大一统做出了重大贡献。以儒家学说为主干，采百家之长，结合道、墨、法、阴阳、纵横等各家学说，创造出了新的儒术。 　　天人感应，秋冬行刑可以看作是对神权法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董仲舒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7] 天有四时，王有四政，[8]四季变化，刑政不同，是为天人和谐。三纲五常之说则是对礼法的宗教家族伦理进一步的细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家族的微型单位出发处理好人伦关系，社会就能有很好的道德机制，保证国家的和谐发展。君权神授实质上对君权至高无上的进一步巩固与肯定，顺应了大一统的时代发展趋势也符合了统治者的执政需要。 　　2、晋唐宗教的法律意识与和谐理想 　　魏晋时期世间纷争不断，民族融合，外来文化输入，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古代宗教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人们将对世间战乱的愤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寄托于宗教理论，希望从中得到和谐的美梦。 　　道教在这个时期融合了神仙体系，一方面推崇君主的必要性，治国有方即可修成正果，一方面也提倡无欲、为善、修身、无私、至公的个人修养，以此缓和官民的矛盾。 　　佛教则具有很强的调和性，自东汉传入中国，结合了中国本土的神仙体系思想，儒教思想，相互调和作用。佛教前因后果的倡导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