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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预测：楼市调控 　　【背景解读】 　　日前住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今年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并适时会同监察部对省、市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工作进行考核，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将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人们还记得，3年前房价一路蹿升时曾经有过类似上述的说法；半年前，房价近乎脱缰时也有过类似的说法。遗憾的是尽管有关部门多次表态，截至目前人们还没有看到有地方政府在楼市调控中被追究责任。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有所期待。毕竟在楼市调控中，一个普遍感受是：“国十条”等楼市政策的一部分措施，被有些地方在执行时“打折”了。人们期望看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期望调控收效明显、百姓受益。 　　实际情形是，在很多城市，开发商捂盘惜售现象仍未杜绝，圈地囤地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保障房资金落实不到位，工程进展缓慢……客观分析起来，让市场的归市场，市长的归市长，除了流动性过多、通胀预期增强等市场因素之外，有的地方没有担当起相应的责任，或许是重要症结。主要表现为：有的地方深度介入房地产行业的惯性没有消除，个别地方明降温、暗托市；限购等各项调控政策在执行中被“软化”；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的供给乏力，个别地方还有虚报数字之嫌……地方执行的“短腿”，让中央调控政策成了扬汤止沸。 　　【观点】 　　落实调控政策，需要多方面努力，尤其依托于地方的有力执行。有令不行，调控就难免“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房价难稳，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在个别地方，对群众有利的政策往往“大的变小，小的变没”，最后文件成了“纸上画，墙上挂”的东西；而一些关涉地方自身利益的政策，则经常是强力执行。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地方在调控中动力不足，原因或在于地方利益的考量及其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一些地方担心调控可能影响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对如何主动参与调控缺乏考虑和研究。更严重的是，有的地方尝到了土地财政的甜头，他们为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采取种种措施，推高地价，抬高房价，以此换取好看的GDP和政绩。这阻碍了楼市调控的成效，损害了群众利益。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如何推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适应，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用好土地出让金收入，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钱少事多”的现实难题，这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必由之路。 热点预测：问责制度应体现权责一致 　　【背景材料】 　　2011年初，北京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这是问责制实施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进步，也是完善问责制的一记重拳。 　　大约从10年前开始，领导干部问责制成为我国干部管理中常用制度之一。近10年来，我国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发生了各种事例，影响较大的，当属SARS时期对诸如张文康、孟学农等高级官员的责任追究，其他则包括三鹿事件中的河北省级领导层责任追究、山西溃坝事件的责任追究等。 　　谈谈你对此的认识。 　　【京佳解析】 　　京佳认为，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基本含义具体如下： 　　领导干部问责制就是对在某些不良事件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予以适度的责任追究，这一制度的核心其实有两个：一是加强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心，督促其不得怠于职守；二是体现领导带头和领导负责的精神，使权力和责任有机地结合起来。 　　京佳认为，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推行取得卓越成效，但也有其弊端。 　　推行领导干部问责制以来，极大地加强了各级干部的工作责任心，也让因不良事件受害的公众多少有了些心理安慰，还对其他干部形成了有效的警示。但细究起来我们也会发现，多年来推行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其实更多的是行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而不是全面的领导干部问责制。其中，党委领导干部在问责制中常被免于问责，是广被诟病的制度弊端。 　　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一起不良事件发生后，不管事件有多严重，被追究责任，更多的是行政主管。“山西溃坝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对此，人们颇有微词，有人甚至质疑：在地方领导制度体系中，党委的权力最大，但问责的时候责任最小，如此以往，如何服众呢。 　　京佳认为，从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来看，权力和责任必须一致。 　　按照我国公共管理体制，各级党委的权力确实最大，但这种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人事任免、大政方针的决策、宏观战略的管理等，而很多具体的事情，包括经济建设管理、党委决策的执行，则由行政机关执行。通常而言，各地所发生的不良事件，总和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相关联，而不是宏观决策出了问题。因此，问责制中多追究行政领导干部的责任，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权力和责任必须一致，这是基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掌权者谨慎用权、合理用权。作为一方的大员，党委的决策虽然是集体决策和宏观决策，但鉴于其权力的终极性和最高性，对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