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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华简 《说命》看 《尚书》学史的一桩公案 大徐本 《说文》在释 “复”字时，曾经有按语，谓 “徐锴日”云云。是为确证。所以段玉裁说 “铉本”改动了小徐 本，应当是可以的。此外，我们现在可以指出的一点是，小徐本引 《商书》所称的 “营求”，并非无据。今所见 唐代所传 《尚书》，如两个敦煌写本和 《唐石经》本皆如是作，①其他几种 日本传本(如岩崎本、内野本、足利本 等)，亦复如是。可以推测，唐代流传的 《尚书》诸本作 “营求”者，较为广泛 ，小徐本所引 《商书》不为无据。 揣度段玉裁断言大徐本作 “复求”为非，而小徐本所 “营求”为是，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理 由。 然而，段玉裁进而断言大徐本 《说文解字》此处所引 《商书》以“复”为 “营”的改动为 “误甚”，并且复改为 “营求”。这个判断与改动却有可疑之处。唐代写本 《尚书》的情况可以说明小徐本所引 《尚书》有据，但却 不能由此断定大徐本所引 《尚书》为非。揆诸其意，段玉裁作出判断的原因，盖营以为寻求传说之事，说是 “营求”方符合 《商书》本义。段玉裁说：“营‘求’者，围币而求之也。币而求之 ，则不遐遗矣。”②用今天的话 来说，就是在搜寻的地方划片(“围币”)作地毯式的查找。这样可以不遗漏应该搜寻的区域。段玉裁笃信其 说 ，认为：“营求者 ，规画而求之也。……浅者不知此 ，改营为复 ，未能读许者也。”③ 段玉裁此说不能说无据 ，但于 “营求”的解释上还有疑问存在。徐锴在解释 《说文》所引此段 《商书》时 认为，“营，经营也。”④其所言 “经营”不是今所谓的经手管理，而当若司马相如 《子虚赋》所谓 “纡余委蛇，经 营乎其内”⑤的 “经营”，指周旋往来。所以 《说文》所引 《商书》的 “营求”意犹即往来寻求。徐锴的这个比段 说为优的解释 ，没有被段玉裁采用，而以 “围币”为释 ，似有未达一间之嫌。清代研究 《说文》的大家往往取段 玉裁此说不同的看法。与段玉裁同时代的桂馥所撰 《说文解字义证》从大徐本，而比段玉裁时代较晚的王筠 撰 《说文释例》则只指出两者为转注之例，而未置可否。⑥ 由于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的崇高声誉和权威性 质 ，所以他的这个说法还是影响较大的。 徐弦于北宋初年校定 《说文解字》，其态度十分认真。北宋太平天国四年，徐弦与著作郎张洎、句中正、 葛湍、王惟恭等开始校定 《说文》，后又模版印行 ，得到了宋太宗的嘉赏。 《宋史》说徐铉 “性简淡寡欲，质直无 矫饰，……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他曾自谓其校定工作，“有许慎注义、序例中所载而诸 部不见者，审知漏落，悉从补录；复有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而 《说文》不载者，皆附益之，以广篆籀之路。 亦皆形声相从、不违六书之义者。其间 《说文》具有正体而时俗伪变者，则具于注中。其有义理乖舛、违戾六 书者，并列序于后，俾夫学者无或致疑。大抵此书务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违古。”⑦我们从其 “诸部不见者， 审知漏落，悉从补录”的自述，可见其广泛搜求资料的认真与辛勤努力。徐铉校 《说文》“复”字时曾经参阅过小 徐本，他不从小徐本作 “营求”而改定作 “复求”，必当有其根据 ，而不大可能向壁虚拟。可以说他的态度是慎重 的。相比之下，段玉裁断定徐铉校定 《说文》时引 《商书》作 “复求”而不作 “营求”为 “误甚”，则似失之武断。 总之，《尚书 ·说命》篇书序所言商王寻求传说事，在 《说文》引用的 《商书》里有 “营求”和 “复求”两个不同的记 载，段玉裁断定大徐本为误，证据不足。此一问题，我们现在得清华简 《说命》的材料，可以看到解泱的一些希望。 二、清华简 《说命》提供的新材料 清华简 《说命》上篇讲商王武丁派员寻找傅说之事 ，其首简简文谓 ： ① 两个敦写本的编号为 “伯2643号”和 “伯2516号”。见顾颉刚、顾廷龙辑：《尚书文字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 1051、 1055、1089页。 ②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4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 129页。 ③ [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 ·书序》，《清经解》第4册 ，上海书店，1988年，第 119页。 ④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7，中华书局，1987年，第63页。 ⑤ [汉]司马相如：《子虚赋》，《史记》卷101，中华书局，1959年，第3017页。按，唐敦煌写本(编号伯2516)《尚书 ·说命》上篇书序 伪孔传云：“经营求之於外野，得之于傅崴之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