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文字素材（粤教版必修1）（一）两汉乐府.docVIP

相关资料 （一）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西汉初期的庙堂宫廷音乐大体承袭秦代。从高祖到文帝、景帝年代，庙堂宫廷歌舞“大抵皆因秦旧事”。但由于“高祖乐楚声”，因而也汲取了楚地民歌乐曲，时有创编。而到武帝时，“定郊祀之礼”，在太乐之外，“乃立乐府”，于是正式开展了汉代音乐歌曲的一场重大改革。 　　 武帝建立乐府官署是他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措施。《宋书·乐志》指出：“汉武帝虽颇造新哥（同“歌”），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可见武帝立乐府的目的是在崇祀的名义下，要求用新声改编雅乐，以创作的歌诗取代传统的古辞。为此，乐府官署的任务便是采民歌俗曲以创设新声曲调；选用武帝所欣赏的司马相如等当时作者的颂诗以为歌辞；以及训练乐工、女乐进行新作的排练。 　　 从武帝立乐府到哀帝撤销乐府，其间不时有人批评、反对乐府，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始终存在。但由于雅乐古奥，“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义”，因而并不流行，不起教化作用。而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从帝王到吏民，都爱好俗曲新声，流行成风。上层统治集团以此满足声色之娱。社会上，则“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因此，围绕乐府官署立废的这场音乐歌曲雅俗之争，形式上以哀帝撤销乐府而休，实质上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改革取得胜利，新声渐替雅乐，并积极促进诗歌的发展，终于在东汉导致五言俗体取代四言雅体的正统地位。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 ( 《后汉书·刘陶传》 ) 。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西汉乐府广采歌谣与音乐改革相联系，注重乐曲，因此采地虽广而存录歌辞不多。成帝时刘　　向校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中采地有吴、楚、汝南、燕、代、邯郸、河间、齐、郑、淮南、河东、洛阳及南郡，遍及全国各地。但除去宗庙祭祀、歌颂神灵、周秦旧谣及有主名作品，实存民间歌辞仅 55 篇（《汉书·艺文志》）。东汉观听风谣与用人政策相联系，注重歌辞，因此存录民歌谣辞较多。此外，由于西汉后期风行俗曲新声，贵戚显宦及地方豪强私家蓄养乐伎甚多，到东汉，雅俗之分渐泯，文人作者渐起，因此除官府机构保存民歌谣辞外，文人学者也开始撰录乐府歌曲、歌辞和著录乐府曲题源流。同时由于歌辞和乐曲分别传抄，造成了“乐府”和“古诗”相混的现象。大体说来，存于官府的两汉乐府歌辞，汇录于《宋书·乐志》；传于民间的，则散见诸集，例如《陇西行》“出诸集，不入乐志”（《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而《孔雀东南飞》则始见于《玉台新咏》，当是长期流传民间，录定于陈代。到宋朝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搜集历代各类歌辞，便把他所见的两汉官私所存的各类歌辞及谣谚，都编了进去。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 50 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 　　 今存两汉乐府民歌及谣辞数量不多，但思想内容丰富深刻，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情绪和意愿，暴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中比较突出的主题有下述几个方面： 　　 暴露、讽刺、抨击封建上层统治集团淫侈、腐败，是两汉乐府的一个重要方面。《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都是西汉娱乐豪贵的歌曲，诗句互有袭同，可能是在流传中加以拼凑分割的“曲之异辞”。但它们各有讽寓。 　　 表达人民悲惨的生活遭遇和挣扎反抗的情绪，是两汉乐府又一重要方面。《东门行》写一个男子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他的妻儿哀求他不要冒险。他断然喝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贫困绝望使他愤怒地走上反抗的道路。《妇病行》写一个男子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求乞。回家进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他悲痛地叹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