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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新技术与法律 新媒介环境下的版权、隐私权保护与网络犯罪问题 从国外和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涉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知识产权、隐私权和网络黑客，知识产权中又以版权的问题最为突出。在我国现有法律的应对上，用传统的立法模式和控制体系已经不现实，而是要站在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即新媒介环境的角度进行全新的审视和规制。 版权保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原因 表现 法律与技术应对 总体上，传播新技术给版权造成的侵害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版权所有者以外的人在未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共享文件；二是盗版，即通过售卖拥有版权的著作获得利润，利用数字技术对软件、音乐、视频的大范围盗版已造成许多国家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损失。 案例1 国内2000年刘京胜诉搜狐案就与网络链接侵权有关。原告刘京胜以搜狐公司擅自将其1995年出版的译著《唐吉珂德》在网上登出，供人阅读下载为由，将搜狐公司告上法庭。搜狐公司搜狐则辨称登载原告译著的是另外三家网站，搜狐只是提供了这三家网站的链接路径，搜狐自身的服务器上没有存储原告作品，最终北京二中院以“被告在得知原告的权利被侵害后，未及时删除链接，存在过错”为由，判处搜狐公司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该案确立的原则是，链接服务本身并不侵权，但设链者在知道链接指向的是侵权作品时，有义务及时停止链接服务，否则构成“帮助侵权”。这就免除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对海量的网上信息进行甄别和筛选的义务，确立了“链接服务免责”的原则。 案例2 2005年的步升对簿诉百度事件，就与音乐盗版有关。在这个被喻为“中国P2P邻接权第一案”中，原告步升公司称被告百度公司在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提供下载服务，向公众传播其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46首歌曲，严重侵犯了其权益。百度公司则辩称自己只提供了搜索引擎服务，从而以链接形式为搜索用户提供动态搜索服务，自身没有对任何被链接网站进行非技术性的选择与控制，故未侵权。一审法院认为，百度提供的服务已经超出了搜索的范围，提供的是下载服务，侵犯了原告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法律与技术应对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人们就可以直接在网上免费拷贝书、电影或其他精神产品。围绕传播新技术对版权既成及潜在的危害性，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各项法律法规来应对数字拷贝对文化产业的威胁。早在199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国家就制定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安全法规》，旨在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 2006年2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国务院又发布了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保护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以下统称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中明确规定： 权利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著作权法和本条例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第二条）。 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故意删除或者改变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避免删除或者改变的除外）；不得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明知或者应知未经权利人许可被删除或者改变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第五条）。 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第二十三条）。 与此同时，为了权衡消费者的信息权与版权所有者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盗版与“合理使用”的问题开始得到法律界的重视。这一领域中较为著名的条文是1998年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它具体规定了数字环境中构成作品“合理使用”（fair use）的要素。所谓作品的“合理使用”，是指人们在某种情况下有权对享有版权的作品进行合理的、一次性的、非商业的且个人化的使用。例如学生为了学习需要复印一些书上的材料，这就是“合理使用”的范围。 此外，反盗版技术也不断被开发出来。这些反盗版技术在数字化的电子产品和软件中的应用，能较为有效地阻断原作品被复制的可能性。目前较为常用的反盗版技术是数字水印以及加密技术，即用一种数字权限管理软件（DRM）将文件加密。2001年美国新的安全系统标准和检验法案（SSSCA）中就要求所有的数字电子和软件都必须具备反盗版的特征。 在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对技术措施也进行了一些规定：是指用于防止、限制未经权利人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