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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嵊州吹打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该乐种历史渊源深厚，承载的文化内涵丰富。然而，在近百年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随时势而动、兴衰沉浮、沧桑变迁。文章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角，将嵊州吹打置于历史、文化、社会的整体环境中，通过对其发展轨迹、艺术特征、乐班艺人、生存态势、保护传承等实施的田野调查，进行客观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力求探寻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与传承对策。 　　嵊州吹打是流传于浙江东部地区的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族器乐乐种，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源于社村的庙会活动。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经过世代相传，嵊州吹打逐渐形成东、西乡两大派系。东乡派系以黄泽镇白坭坎村农民吹打乐队为代表，偏重于丝弦乐演奏，曲目多为民歌小调及一些传统的民间丝竹乐，风格倾向于纤柔细腻。本文将重点以西乡派系的长乐镇农民吹打乐队为研究对象，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在历史、文化、社会的整体环境中，对其艺术特征、乐班艺人、生存态势等逐一分析，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嵊州吹打东、西乡两大派系吹打乐进行比较性研究，以探寻出切实可行的保护传承措施。 　　艺术特征 　　表演形式 　　嵊州吹打之长乐农民吹打在长期参与婚丧、庆典及祭祀等民俗活动的表演中，逐渐形成了既热烈欢快、粗犷豪放，又不失委婉细腻、庄严肃穆的多样化艺术风格，表演形式也是根据不同的需要灵活运用。首先作为地方器乐乐种，其能独立表演，也能与歌舞、戏曲演唱、舞龙、舞狮等其他民间艺术形式表演有机结合；其次能根据不同场地、不同场合有选择地调整乐队规模，既能室内，也能室外，既能固定坐乐演奏，也能行进中队列表演，充分凸显了长乐农民吹打乐队表演形式所具有的兼容性、综合性和灵活性。 　　乐队编制 　　长乐农民吹打乐队并无严格的乐队编制。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表演，参加人员的规模大小也有所不同，少则五六人，多则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但有些主奏乐器却是相对固定的。如吹管乐器中的唢呐、箭号和打击乐器中的鼓、锣等。“骑马调”班时期，乐队通常由4—6人组成，所用乐器分别为鼓、大锣、小锣、钹子、唢呐和箭号；20世纪80年代，乐队编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扩大，增加至9人左右，吹奏乐器包括唢呐、箭号和长号，乐器分配为唢呐3—4人，箭号1—2人，长号1人；“五锣、三鼓、三大锣”配套组合是打击乐器的常用搭配形式，乐器分配大致为大锣、小锣、金钵、大钵等各1人，大鼓2人，小鼓1人（有时可兼奏）。适当的时候乐队也会加入少量的民族丝弦乐器和西洋吹管乐器。这种中、西结合的混合型乐队编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演奏技法 　　长乐农民吹打乐队虽然是一支非专业性乐队，但队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都能熟练掌握1—2种乐器的演奏，且技巧娴熟，运用自如。常用演奏技法主要包括：打击乐器的单击、双击、边击、闷击、滚奏和唢呐常用的循环换气法、气颤音、齿颤音、指颤音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箭号作为一种特制乐器，其特殊的将吹气演奏改为吸气演奏方法，使得号声更加高亢激越，穿透力、传递力更强。这种吸气演奏法在我国民族吹奏乐器演奏中是极为罕见的。吸气箭号②以及其独特的吸气演奏法已成为长乐农民吹打的标志，传承人钱增法甚至还有一人同时吹奏两个箭号的绝技。 　　演奏曲目 　　80年代以前，“骑马调”班演奏的曲目基本上有两大来源，一是富有嵊州地方特色的传统曲目，如《落雁》《谢神调》《绣球》《将军令》等，二是部分诸如《辕门》《柳青娘》等戏曲曲牌的移植曲目。其中，《绣球》《将军令》和《辕门》东西乡吹打乐队都作为保留曲目经常演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表演内容呈现日益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自创曲目，如《万马奔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希望的田野》《走进新时代》等更是广受群众欢迎。曲目数量的增多，使得吹打乐队可以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使用。 　　乐班与传承人 　　长乐农民吹打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影响较大的乐班组织有1984年由钱岳灿负责的吹打乐队，这也是由最早的一批队员组建而成，在其之后（约1988年）由徐益祥③接替担任指导和具体负责乐队工作，直至2004年左右乐队解散。目前，传承人钱增法④负责的吹打乐班有固定人员9人，也是迄今长乐镇乃至嵊州市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乐班之一。据钱增法介绍，其实在全镇范围内，稍微正规一点的乐班有15个左右，由于队员的流动性大，组织起来也不容易，所以难以固定，有的乐班甚至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自生自灭。长乐农民吹打传承人有二代，第一代以钱岳灿和徐益祥为代表，第二代以钱增法为代表，这也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传承人。与东乡派系黄泽镇白坭坎村农民吹打传承脉络有所不同的是，长乐农民吹打传人均没有按照传统习俗举行过拜师仪式，相互间并没有严格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