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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去行政化”中的政府责任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与大学之间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府是大学的唯一主宰，并构成了政府主宰下大学的行政依附，导致了中国大学发展中的“行政化”问题。在新中国大学六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政府虽对大学实施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但直到今天，这种体制整顿与清理一直还未从实质上突破大学的行政依附。在当前“去行政化”的场域中，政府应当审视自己在“去行政化”中的责任和担当，从更长远的目标上来制定国家的大学发展政策，对大学的健康发展给予必要的支持，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环境条件，以民主与法制还大学以本来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依附；去行政化；中国大学；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 G6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5-0086-04 　　一、 大学“行政化”的缘起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政府始终实行“一大二公”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直接管理调配，大学无所谓自主权，只不过是政府机关本身或其附庸。“政府对大学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大学主要由政府主办，政府集大学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于一身，大学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而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政府与大学之间就为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1]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大学以“大学”命名，但其实质并不是实行“大学制”的大学。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历经了3个阶段[2]。其一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酝酿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意识到大学应当具有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第一次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自此大学才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其二为“探索阶段”，主要是1992年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和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显示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走向以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实质性阶段，开始淡化大学的单一隶属关系，形成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对大学的宏观统筹化管理，逐渐改变大学在旧体制中因行政分割造成的自我封闭、服务单一的状况[3]。其三为“全面推进阶段”，1999年起施行的《高等教育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深入推进。 　　但是，高等教育改革尽管经历了所谓的3个阶段，政府仍没有理顺与大学的关系，有无限放大自己权力的冲动，已由宏观管理者越权延伸到具体办学者，使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性、能动性和积极性。现在教育主管部门与大学这种处置失当的关系，严重背离了管理者与办学者正当的责、权、利关系，导致“大学陷于对各种实际问题的服务之中而不能自拔，造成大学自我身份的迷失，大学出现‘本体危机’”[4]。大学更是为政府所拥有，与行政隶属关系相匹配。政府控制大学，大学直接贯彻政府的意图，政府成为大学的实际需求主体，而这一需求主体却并没有弄清楚大学的逻辑终点是“成人”。“成人”是大学的本质，大学就是按照人的本质要求，培养人扩展自由和实现发展的能力。大学的本质是内在的，政府需求是外在的。政府需求代替不了大学的本质，政府需求只是大学本质的一种外延，而大学的本质则体现了政府需求的内在要求。在我国，政府是主宰大学的唯一主体，并构成了政府主宰下大学的行政依附。政府以所有者和统治者的双重身份，直接干预大学对人的这种本质的塑造事务，同时还通过委派主要负责人来操纵控制大学的经营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所有者越位”现象。又由于没有真正的所有者（政府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组织体，而且也不是大学的最终归属者），大学中的管理者们，便在实际上控制着庞大“无主”财产，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的本人化”现象。大学一旦沦为政府体系里国家意识形态生产工厂的角色，它必然会从大学之为“塑人”殿堂的基本性质中脱离而出，使大学不再是为育人而存在，在大学成为政府“婢女”这个意义上，大学的需求主体异化了，大学的行政化就在所难免。 　　二、 政府责任的必然性 　　当代中国大学发展的逻辑起点是后发型国家。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与建设往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来推动，这就决定了现代大学起点低、底子薄的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来推动。所以，在我国的土壤中，大学的发展更为倚重政治力量“自上而下”的官僚决策模式。严重的是，这种模式变为“行政化”了。现在不仅是行政事务、后勤管理事务强调“自上而下”的“领导说了算”模式，在学术事务中也是越来越倚重这种模式，项目评审、评价、评优，教学上的学时分配、教学评价也是领导说了算。“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使大学越来越像官府。这就意味着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道路就是要以政治力量为先，教育文化为后。这也充分体现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