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如文学批评的散点透视.docVIP

朱小如文学批评的散点透视 　　内容摘要：朱小如的文学批评活动，包括他发表的论文、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作家或评论家的对话以及他作为记者对别人的访谈。其前期批评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代的印痕明显，而最能见出朱小如问题意识或者问题批评意识的则是他对批评家或者作家的访谈、对谈。 　　关键词：文学批评 时代性 问题意识 访谈 对谈 　　朱小如的文学批评活动，包括他发表的论文，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与作家或评论家的对话，以及他作为记者对别人的访谈。作为一个栖身文学媒体而关注文学现场的批评家，其批评行为和批评文字都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通过著文发出批评的声音，应该是朱小如涉足文坛的重要方式。 　　朱小如视野广阔，兴趣广泛，其前期批评主要是针对戏剧和电影等艺术样式发表了比较系统的见解，并对具体的作品发表了看法。从已刊文章来看，其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深受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代的印痕明显。尽管如此，还是呈现出一些特色，比如没有学院派表述的生硬，没有洋泾滨的术语轰炸，表述轻快，篇幅短小，且多以具体的批评对象的分析为主，没有那一时代批评文章的艰涩凝重，多了一些轻快之气。 　　有些批评文章明显带有直击文坛的尖锐性和时效性。这样的文章如《如何看待新生代作家冲击长篇创作》（《文学报》，1998年6月11日）、《新形势下文学批评及理沦的建设》（《文论报》，1996年7月15日）、《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新形势下，深入生活如何取得更好效果》（《文学报》，1996年5月2日）、《漫谈近期长篇小说反讽、谐趣的叙述表情》（《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这些文章针对性很强，“新形势下”以及“近期”等表述显示了文章的时效性，显现出“应运而生”的适时性。 　　有些文章具有宏观性，角度新颖别致，富有启发性。王保生、沈斯亨在《198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中就指出，魏炜、朱小如刊于《花城》1987年第4期的文章：“《五四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比较论》把两个时期的文学视之为民族固有文化传统在外力冲击下发生了某种饶有深意的锐变，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两个时期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表现的内质和指向等方面进行比较，以有助于理清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朱小如以关注当下文学现象见长。当然，关注当下并不能说明批评者的短视或者视野的狭窄，相反，朱小如的评论，不管是对于文学现象还是具体的文学作品，其批评都以纵深的文学史背景为参照，往往以宏阔的理论视野为比照，以突破精神“窄门”见长，在具体对象的批评中彰显宏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深度。其批评文章大多针对具体的作家或者文学现象，但往往能从具体延展到一般，从而将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由具体的文学现象或文学作品出发对整个文学或者文坛发言。比如在《理论批评回到常识——由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谈起》一文中，在分析了同济学人郭春林的《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的现实针对性和目光的尖锐性之后，他说，“在我读郭春林《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一书后，思考最多的是当下文论、批评写作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就是你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读者，一定要做到论说的充分及物和保持当下时代语境的在场。而所谓的文学理论建构正是既要能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时又要能回到文学常识上来。”（《同济报》，2009年4月14日）由一部具体的批评著作的批评上升到理论批评应该坚守的原则——回到常识，这样，一篇具体的文学批评文字就有了相应的普遍意义。又如刊发在《广西日报》的《走向经典性》（2002年9月13日）一文，主要针对的是历史小说，在例举了《李自成》等历史小说的成功之处和守成性之后，作者敏锐地发现了二月河“帝王小说”、黄蓓佳的《新乱世佳人》、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历史小说创作的新因素，并认为这是历史小说“走向经典性”重要动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摹写真人真事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特定的家庭族史来作为书写的对象，都拥有着一份沉甸甸的、深思熟虑的史识观照”。并特别强调，“了解历史的另一面，比只了解历史的片面，是一种成熟。”从具体的历史小说的论述引申到历史小说的观照，这里充分彰显的是批评由此及彼、由有限到无限的普适意义。 　　作为批评家，将眼光投向一个尚待崛起的群体，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情怀，而著文关注西部作家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朱小如对西部作家及作品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其参加并见诸报道的研讨会有：龙仁青作品研讨会、冯玉雷作品研讨会、《白鹿原》研讨会、雪漠小说研讨会以及甘肃小说八骏作品研讨会等。出席研讨会发言关注西部作家、支持年轻作家，还发表精准似斩首行动的批评和判断，许多说法都具有定性的性质，得到普遍的认同。比如在青海作家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上，他说“龙仁青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天籁般的人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