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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理念下英国联合政府的技能战略 　　摘 要 英国以卡梅伦为首的联合政府认为技能是建立“大社会”的基础，将公平、责任和自由作为其技能战略的基本原则。为促进技能供求的均衡，联合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建立需求驱动的技能培训制度，实施“成本共担”的技能投资模式，促进学徒培训的规模和质量，全面实施资格和学分框架，建立全年龄段就业服务体系，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大社会；技能战略；联合政府；需求驱动模式；成本共担；英国 　　中图分类号 G719.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3-0084-06 　　英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协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国政府在职业教育政策上坚持自由放任的态度，主张依靠市场调节技能的供求关系。60年代后，工党政府试图依靠政府干预满足迅速增长的技能需求。1979年的撒切尔政府强调个人选择和市场竞争，弱化政府对市场的直接控制，以“小政府”取代工党时期的“大政府”。1997年执政的新工党提出了“协同政府”的概念，强化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受到以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的抨击，进而提出了“大社会”的口号，试图通过在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大社会”来解决英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这种理念也成为以卡梅伦为首的联合政府技能开发战略的基础。 　　一、“大社会”理念下英国联合政府技能战略的基本原则 　　卡梅伦认为，新工党使英国政府成为二战以来最集权化的政府。过多的政府干预非但没有解决英国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反而使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政府已经被认定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非是问题的解决方式。”[1] 在卡梅伦看来，过去90年代后期英国公共服务开支的连续增长并未解决英国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却使人们看到一个日益“破碎”的社会。英国经济状况持续衰退，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失业问题日益恶化，人们家庭观念破灭、社会道德沦丧、公民责任感缺失，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工党“福利国家”助长了人们的惰性和依赖性。高福利一方面使英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使人们对于社区服务、社会责任和公共参与日益淡漠，个人主义和自私观念滋长，限制了社会公平和机会平等理念的实现，还使社会日益松散化。 　　卡梅伦认为，要解决英国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必须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改变工党执政时期“任何问题都依靠政府解决”的做法。“大社会”意味着在最大程度上削弱国家的权力，减少政府对于公民个人事务的过度干预，结束“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不过，公民权利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而是与义务和责任相对应的。只有当人们和社区有更多的机会并承担更多责任时，才能实现社会平等、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和流动性，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大社会”计划的核心是从“国家行动”转向“社会行动”，即把以前政府包办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鼓励所有公民都积极参与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联合政府将技能看作是建立“大社会”的基础。2010年11月，联合政府发布《面向可持续增长的技能》《面向可持续增长的技能投资》等重要文件，提出了新的技能发展战略，认为劳动力技能的提高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提高社会包容性和流动性、建立大社会的基础。这一战略遵循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一）公平原则 　　每个人都应有机会提高就业和参与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尤其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来说更加重要。他们可以通过技能培训改善自己的就业前景和社会地位。不过，许多低水平的职业培训却没有对人们的发展带来积极效果。因此，政府有责任提供高质量的技能培训机会，尤其要对那些低技能劳动力和失业者提供更多支持。 　　（二）责任原则 　　政府有责任确保每个人都具备就业所需的基本技能，但仅依靠政府不能解决所有人和产业的技能需求，只有个人、企业都充分参与、承担各自的责任，这一目标才能实现。技能培训能够为企业、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带来收益，因此企业、个人和政府应该根据相应的收益分担培训成本。“企业、个人和政府必须加强行动和投资。企业和个人应承担大部分费用，因为他们获得了最多的私人收益。政府投资必须确保为所有人提供技能平台，在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指向性的帮助。”[2] 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建立一个利益相关者能积极参与并获得相应收益的、需求驱动的技能培训体系。 　　（三）自由原则 　　技能培训政策的关键在于实现技能供求的均衡，这要求技能供给能够及时、灵活地反映技能需求并根据需求变化作出相应调整。这意味着教育培训机构要有充分的自由，对其过多的干预必然造成技能供求的不协调。因此，政府应放弃官僚主义管理模式，将培训机构从过度的政府干预中解脱出来。在联合政府看来，决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方向和命运的不是政府，而是个人、企业和社会。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