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优化我国高校问责活动的路径探析.docVIP

新时期优化我国高校问责活动的路径探析 　　摘要：推行高校问责制不仅是时代的呼唤，更是高校自身发展的诉求。目前我国高校问责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各种视角积极探寻完善我国高校问责活动的路径，包括：规范问责程序，促进科学问责；同体异体结合，推行多元问责；推进信息公开，实现阳光问责；重塑问责文化，倡导柔性问责；完善相关机制，确保长效问责。 　　关键词：高校；问责制度；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3-0045-05 　　收稿日期：2013-03-11 　　基金项目：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的大学合作治理网络研究”（20120161110035）；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中国大学治理问题研究”（NECT-10-0331）。 　　作者简介：龙献忠（1968-），男，湖南芷江人，教育学博士，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问责制度作为构建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制度，已经在政府公共管理领域广泛推行。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期望也不断提高，高等学校担负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为规范高校责任主体的行为，推进依法治教，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我国许多高校纷纷实施了问责制度，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然而，在推行问责制的实际过程中，我国高校无论是在规范性、科学性还是长效化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如何完善我国高校问责制从而确保其有效实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优化我国高校问责活动的路径。 　　一、规范问责程序，促进科学问责 　　目前，我国高校问责制的推行还处在探索阶段，规范性和科学性都十分欠缺，存在着责任不清晰、内容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等问题。为确保高校问责制这项复杂制度的有效运行，我们必须规范问责程序，努力实现问责的科学性。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厘清责任归属。在高校内部开展问责时，首先应明确要问责“谁”，这就必须对高校内部责任主体各自的职责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自上而下来看，高校各级人员都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承担着一定责任。高校领导班子在学校整体发展方向的把握、发展规划以及战略目标的制订等方面负有责任；高校各个学院的领导干部在学院发展目标和规划的制订以及引导本学院发展等方面负有责任；而高校内部的教学人员以及学者在高校教学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另外，高校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也都承担着相应的部门职责。如果高校各级领导干部或是工作人员所负责的领域出现重大的失误或者事故，他们就必须负主要的责任，接受责任追究，承担相应的后果，也就是所谓的“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担责”。 　　（2）拓展问责内容和范围。问责内容是否明确与问责制能否有效地运行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联。一般来说，问责制的范围包括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所谓的“不正确履行职责”是指问责对象不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和时限履行职责[1]。由此我们也可以引出过失问责和无为问责。目前，我国高校在推行问责制的过程中，问责主要集中在重大的决策失误而造成严重后果以及贪污腐败等事件上，也就是所谓的过失问责，问责的范围十分有限。事实上，高校问责制还要对那些消极履行自己岗位职责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高校责任主体在工作中消极懈怠，虽然没有触犯法律，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管理活动效率低下，影响了高校整体的管理效益，理应将其纳入问责的范围。因此，实现“过错问责”和“无为问责”的有机结合是确定科学问责内容的一个关键点。 　　（3）突出问责重点。高校问责制是以绩效为核心，对高校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2]。可见，问责的重点就在于对权力的问责。高校内部的权力错综复杂，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存，高校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二者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协调。当前我国高校管理模式存在着泛行政化的倾向，高校行政事务常常被放在重要位置，而学术事务却常常处在边缘地带，这就违背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初衷。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继而与学术权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激烈，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凡掌权者，往往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相对于学术权力而言，行政权力往往处于强势地位，如果行政权力缺少制约，必然滋生腐败，破坏学术发展环境，因此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问责。 　　二、同体异体结合，推行多元问责 　　一个完善的问责体系必须实现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同体问责是基础，异体问责则是关键，二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对于高校而言，同体问责主要包括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