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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思维导图方式呈现中文古文对学习内容识记的影响研究 　　[摘 要] 本研究采用古文《师说》作为实验的素材，对24名在校大学生（男女各12人）采用纯文字和运用思维导图两种呈现方式来呈现古文。在利用思维导图呈现方式中，设计了可视化的图形策略，利用眼动仪和Tobii Studio配套软件分析学习者浏览不同策略可视化图形时的眼动轨迹特点和结合声音数据分析浏览效果（对两组声音数据，将声音效果从语速、重复率与错误率等三个维度进行分段分析）。眼动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思维导图和纯文字在注视时间、注视热图、注视点顺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声音数据分析也可看出有思维导图呈现方式比纯文字呈现方式更有利于实验者获取信息，并且更有助于观察者记忆。另外基于眼动轨迹和注释热图的分析研究还表明，在记忆的首尾效应方面，纯文字呈现方式存在首尾效应，而思维导图呈现方式首尾效应不明显。 　　[关键词] 思维导图； 古文； 呈现方式； 内容识记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叶新东（1976—），男，浙江温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技术、新媒体与教育的研究。E-mail：yxd@。 　　一、引 言 　　屏显示技术的发展使得可视化环境得以进一步改善，丰富多彩的数字屏幕使各种图形、图像形式互为激荡汇流，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图形、图像等视觉信息因其生动直观、信息承载量大、启发思维等特点改变了我们知识获取的方式。同时随着脑研究的爆炸式激增，神经科学的研究领域开始被研究者所涉足，人们开始从研究外在的可视化形式转向把可视化与人的大脑思维相结合，或者说把知识可视化向思维可视化层面提升。研究者们开始探寻一种与脑的最佳自然学习和思考方式相一致的知识学习取向。对于可视化的研究，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数据—信息—知识可视化的研究历程。随着基于计算机的工业设计的兴起和脑科学的发展，这一研究开始向适合人的思维的可视化视角发展，同时也从计算机科学领域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渗透，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 　　在认知科学领域，很多研究已经关注可视化与知识理解和记忆的相互关系。GeneBellinger、Durval Castro和Anthony Mills认为理解（Understanding）支撑着数据到信息和知识的转换，理解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层次。[1]赵国庆等从可视化对象、可视化目的、可视化方式和交互类型等四个方面对数据可视化、知识可视化、技术信息可视化与知识可视化进行了比较。[2]其中，针对智慧（思维）可视化的方法、技术的相关研究也颇多，主要集中在用何种结构的图形图像显示知识更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化学中元素周期表的使用、外观和逻辑的启发，Ralph Lengler和Martin Eppler整合了形式多样的视觉表征，依据各类视觉表征的相关性和不同点对技术进行“编号”、“上架”。[3] 　　对于可视化所带来的理解和记忆的良好效果，也被诸多研究证实。Holley等认为对知识和信息结构的可视化能帮助学习者应对复杂和非良构的知识内容 。[4][5]Jonassen等认为可视化能够帮助学生去理解相关内容和资源的创意、思想和知识，方法是通过提取、建构、组织和调整，描述、评价、定位以及进入、传播知识内容。[6]可视化可以利用人类自有的发现模式进程。[7]因为Laseau指出：从远古时代，人们即广泛地使用视觉方式来表达思想，[8]而Lakin Simon认为一个图表或示图（Diagram）有时可以胜过一万字，这说明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视觉思维这个重要特性。[9]人们能够提取视觉和空间的工作记忆，[10] [11]这表明它使用涉及人类工作记忆不同子系统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多重代码，更有利于支持学习过程 。[12]个人的知识和信息内在结构的可视化外在表达可以帮助人们搜寻和认知加工知识内容的结构元素。[13]在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视化克服工作记忆中存储的信息容量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帮助学习者解决问题，表明了可视化会降低认知负荷。[14]为应对复杂的认知任务的要求，可视化扩大个人的记忆能力。[15] [16] 　　上世纪60年代英国心理学家东尼·博赞（Tony Buzan）研究达芬奇、爱因斯坦等“天才人物”所留下的手稿时，发现图像、图形、符号构成了这些手稿的主体，由此发明思维导图这种学习方式。可视化已经被证实是应对复杂知识和丰富信息情境下知识理解和记忆的有效策略。思维导图这个可视化策略和工具在引入中国以来也受到了中国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相关应用也很好地得以开展，但是对于思维导图在中文教学中认知层面的研究还是缺乏的。本论文研究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使用眼动仪探寻不同的可视化呈现对知识理解的不同表现，寻求思维导图内容呈现符合视觉思维的不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