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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去行政化四问 　　摘要：大学去行政化是当前广受社会关注、政府和大学急需改革的重要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学去行政化必将十分艰难，其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去何种行政化？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如何去行政化？去行政化还有哪些障碍需要克服？等等。总体而言，厘清“去何种行政化”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前提，明确“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探索“如何去行政化”的路径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方式，克服“去行政化的障碍”则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重要条件。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刻思考，并实事求是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大学去行政化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关键词：大学；行政化；去行政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18-07 　　收稿日期：2013-06-1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大学行政化之形成与去行政化之实现”（XJK011AGD001）。 　　作者简介：廖小平（1962-），男，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伦理学研究。 　　对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零星讨论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但讨论成汹涌之势是在2009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面向社会征求意见之时和2010年《纲要》正式颁布之后。当时的讨论主要在两个领域进行：一是国内媒体亢奋式的“热炒”和全国“两会”期间代表与委员们的“热议”，讨论的焦点就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二是学术界的讨论和研究，讨论的范围则十分广泛。有趣的是，媒体的“热炒”似乎表明《纲要》一旦颁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则指日可待，且只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就万事大吉，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故而热过一阵就偃旗息鼓、雁过无痕了。这自然符合媒体“炒作”的一般规律。而学术界的讨论虽然迄今无惊人之语，显得平和和理性得多，但研究论文则成井喷之势。 　　通过对大学行政化的观察，以及对迄今关于大学去行政化讨论的思考，笔者深感中国大学的行政化和去行政化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极尽复杂。其复杂性从只见媒体“热炒”、公众“热议”和学界“热论”而政府部门迟迟未见行动，即可见一斑。在中国，对大学去行政化虽不能悲观，但更不能过于乐观。基于此，笔者试图提出有关大学去行政化的四大问题，即“去何种行政化？”“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如何去行政化？”“去行政化需要克服哪些障碍？”等，向方家同仁求教。 　　一、去何种行政化？ 　　在讨论大学去行政化之始，人们曾经辨析过大学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的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现代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都不可能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应去掉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当前中国大学行政管理的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所谓大学行政管理的不规范和不完善，主要表现就是大学行政管理由工具价值（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异化成了一种目的价值（即自为自利的价值）。这种异化只有在大学行政化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大学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可见，规范和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行政化是不能相容的两个问题。大学行政化不仅不等于和无益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而且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指应该去掉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价值，规范和完善其工具价值。可见，认为大学去行政化就是去大学的行政管理显然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1]。 　　那么，大学去行政化究竟是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前提是必须弄清大学行政化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必须弄清大学行政化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当前中国大学的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大学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的基本内涵和判断依据。因此，大学去行政化相应地就应该是去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去大学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去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只有明确了这一点，大学去行政化才能找到根本着力点和落脚点。 　　去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级别？这毫无疑问必须作出肯定的回答。大学行政化首先就表现在大学的行政级别上。可以说，大学级别化是大学行政化的要害所在。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学术机构，本无行政级别之分，更无行政级别之需，可大学的级别化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向行政机构蜕变和异化，进而确保了大学的行政化。其直接结果就是大学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即大学由一个教育学术机构蜕变和异化成了一个行政官僚机构。可见，大学去行政化首要的就是去大学的行政级别。这与媒体“热炒”、公众“热议”和学界“热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