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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 　　[摘要]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片面追求工业化而忽视城镇化，片面追求土地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片面追求居住人口的城镇化而忽视户籍的城镇化。河南西辛庄村在生产工业化的基础上，按照城市的标准进行村庄规划，并尝试提供具有现代城市水准的公共服务，实现了农村的就地城镇化。这种模式更便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城市化，村级市模式既不存在村级市内的制度与服务歧视，更不存在传统城镇化中老市民对农民的心理与文化排斥。但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村级市的发展并不乐观，西辛庄作为一个行政村既不能建立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行政机关，又不具与其他城镇平等发展的政治地位。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村级市 　　中图分类号：D691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 　　一、引言 　　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6%，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但这个城镇化率有些虚高。如迟福林所言，“2012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2.6%，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高达2.6亿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1]（P64）。这句话在描述我国城镇化虚高现象的同时，也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即把进城但未获城镇户口的农民工作为未来城镇化工作的重点。这种看法很能代表中国城镇化的现实：所谓城镇化就是农民向城市的聚集。但近年来这种看法开始受到一些挑战，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便是“村级市”，2012年5月8日，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民在村委办公楼前完成了“村级市”的挂牌仪式。一石激起千层浪，“村级市”挂牌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引起了政学两界的激烈争论，村支书李连成和他的“西辛庄市”成了争论的焦点。 　　“村级市”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于政府和学术界的质疑。2012年5月7日，“村级市”挂牌前一天，濮阳县民政局就向庆祖镇下发了一份内部明电《关于庆祖镇西辛庄村拟将本村更名的通知》，明确表示“建立西辛庄市不符合有关政策”[2]。于建嵘认为“村级市”更名的随意性会带来规制上的混乱和行政上的扩权，是“瞎折腾”[3]。冯奎也反对西辛庄设市，“作为法治国家，我们设市需要在法律框架下按程序来设，不能想设就设”[4]。李晓峰也表示，其他村庄不宜照搬西辛庄村的做法[5]。还有人认为它混淆了市与农村基层组织的界限，是典型的违法行为[6]。 　　然而，也有许多人对“村级市”持欢迎态度。朱启臻认为，“村级市”适应了农民新的需要，是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赋予了农村社区新的功能[7]。李昌平认为“村级市”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对“被全球化”风险有天然的制度优势，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也有体制优势，明确表示“非常认可”[8]。刘道兴认为，西辛庄建“村级市”实际上就是用城市的办法来解决农村问题[9]。 　　虽然“村级市”成为了各界争论的焦点，但相关学术研究非常薄弱，到目前为止仅有《西辛庄弃村立市的法理检视》一篇论文公开发表。什么是“村级市”？村民为何要克服重重阻力来挂牌“村级市”？“村级市”对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有何意义？本文尝试在对西辛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初步的政治学解读。 　　二、村级市出现的背景：传统城镇化忽视人的城镇化 　　现代化就是一个农村城镇化的过程。早在1858年马克思就明确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是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0]（P480），乡村城镇化的实现方式主要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但囿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国的城镇化之路异常蜿蜒，它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二是人的城镇化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三是户籍的城镇化落后于居住人口的城镇化。 　　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是我国城镇化的首要特征。城镇化是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镇聚集，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增大，城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11]（P1）。由此可知，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相伴而生的一个人口转移过程，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姐妹，城镇化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其中，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动力来源，城镇化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人口保障。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的生产集中，生产集中的结果便是人口集中，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城镇化的出现。城镇人口的聚集又反过来为集中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劳动力保障，进一步促进工业发展。因此，缺乏城镇化及时跟进并协调发展的工业化，必然是畸形的工业化。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镇化长期处于一个低速徘徊的发展水平，其表现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率远远低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在全国就业总人口的比例。直到2012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2.6%，明显低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例66.4%[12]。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