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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深细化的历史人物类图书 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 做学问大概也是一件并不公平的事。仅以资料搜集而论，许多年前泡图书馆苦索不得的那些稀罕玩意儿，现在只要在互联网上轻点鼠标，便哗哗地呈现出来了。每念及此，常有朋友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 一些后生占据着科技时代的制高点，则情不自禁地冒出优越感。他们时不时地在论文的开场白中笑话前辈学者没有看到这、没有发现那。对这种鼠标点出来的优越感，我会有不愉快的感受，却从不敢有不高兴的表示。 在由鼠标按压、驱动的微阅读、碎阅读、读网不读书、写微信不写著作的风气中，能够完整地读一本书、写一本，简直成了一种美德。如果有人读了许多本书，然后在阅读许多本书之后又写出一本新的书，那就不仅是一种美德，甚至可称是大德了!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阅读了若干这样与德相伴的好书。我不想一一列出它们的书名，既避免主题散乱，也免得冒充篇幅。我只想点出四本与历史人物有关的书。从这四本书，可以映现出多年来历史人物类图书的基本特点。 历史人物一直是中外历史研究的大宗，也是写作、阅读的重镇。近二十年来，以笔者观察，这类图书的基本特点，是日益走向深细化。 这就是说，单一化、主题化、主干化、线条式的写作模式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人物多重面向的细致描写、分析与揭示。比如西北大学陈峰教授的《生逢宋代:北宋士林将坛说》(三联书店2013年5月)，就立足于细微地逐一揭示北宋政坛群体人物的纠结与矛盾，避免给出固化的结论。在他笔下，主政长达二十年的权臣吕夷简，热衷权术、冷酷无情、老谋深算、纵横捭阖，但也有豁达大度、谨小慎微的一面，属于有大才智之人。而许多人熟知的寇准，勇担天下大任，具有治国的大智慧，但也性情偏激，小事上糊涂，而且恋权。在他笔下，人物的双重或多重性格纠集于一体，相关而有区别，独立而又统一，成为与主调笔法相对应的复调结构，从而造成人物线索前呼后应、此起彼落的效果。 特别是对心理史学方法有意无意的调动，使得作者的生命情感遥接、投射到对象的行迹之中，因之史料成为素材，对象有了动感与形象感，“生逢宋代”也就不仅是对“逢宋代而生”的那些人的简单描画，而且是将读者的体验“与宋代相逢”起来了。 这个特点绝不仅仅属于陈锋教授。我们读卜键先生的《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同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在史籍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既仁孝善良，又暴虐残酷;既果断刚毅，又对弊政漠视迁延;既对所爱的女人缠绵，又乖张狠戾，予夺予取;他有一颗孤寂凄苦的心，丧失了治世的热情，又履行着一位帝王的责任。对这样一位多重面相的历史人物，当然需要复调式的再现，需要作者“生逢”明世宗的那个年代。 政治领域无疑是历史人物演出其活剧最重要的舞台。以往的历史人物研究重在揭示这些人物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从而对其进行价值定位。而现在，是重在对历史人物多重面向的走近与揭示。这一特点，是历史人物类图书深细化最突出的表现。而由古代人物转到近现代人物，由政治人物移到非政治人物，由单一图书扩展到所有历史人物类图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 说到近现代人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目前要策划出版一本(套)近现代人物的图书已经非常困难，因为但凡近现代的一线名人乃至二三线名人，几乎都出版了与之相关的书。这些直接(如日记、文集)或间接(如传记、年谱)的图书，有一大好处，就是让读者丰富了对历史人物多重面相的认识。最近，中华书局重新出版了《谭献日记》(2013年8月)，是“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的一种。书中有钱基博先生为日记续录写的一篇跋记，即让我们对章太炎的认识更加丰富了。钱氏说，章太炎曾经给谭献(字仲修)写信，首署“夫子”，自称“受业”，而给另外的人写信提到谭，却不但直书“谭仲修”，而且称之为“乡先生”。钱氏感叹:“师弟徙以死生，势能施于问学。” 我们知道，钱基博先生的主要著作，近十几年来都已经翻印出版，他的儿子钱锺书先生的著作，也几乎出齐了(包括手稿)。而关于钱锺书先生的相关研究，现在却不那么“热”了。那些当年许多人遍寻不得、甚至压根儿不知道其存在的史料，现在几乎都被翻了出来，被印成了铅字。仅以《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而言，过去我只能想象它的样子，现在却影印在凤凰集团出版的《无锡文库》之中，很容易看到。可是，现在又有几个人肯去读这些“老古董”呢?匮乏时，我们会与史料发疯恋爱;丰富时，我们会对史料不抬眼皮。学术的轮回就像“围城”一样，充满矛盾，当然也是对碎片化阅读的报复。 但有一本书例外，那就是钱之俊先生的《钱锺书生平十二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11月)。这本仅19万字的小书是从许多老古董中爬梳出来的，让我非常钦佩。我以为，这是近年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