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读后.pdfVIP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年第4期 浅谈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读后 芦牟语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00715) 武汉大学冻国栋教授为回应学界同仁及朋友多时期盼，终于将他的部份文稿汇集成册，整理出版 了《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以下简称《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 欣慰和很有意义的事情，它为中国古代经济研究如何继承和创新树立了一个足资学习的样板。 《论稿》结集论文3l篇，显然不能反映冻氏学术成就的全貌，但所收文章涉及的时段长，范围广， 却能充分展示作者治学的历程和独到，既供同辈学人借鉴参考，又为后来者学习研究提供范式，其学 术价值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彰显，当无疑义。从《论稿》看冻氏治学，个人肤浅感受有四： 1．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紧密结合。传统史学重政治，轻经济，是“文以载道”在史学上的具 体实践，虽也能勾勒一些历史表象，但不能探寻历史的真正动因，极易将史学沦为政治附庸而任人打 扮。经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经济活动是社会活动的核心和主体，研究历史从经济切入，正抓住 了事物的本质，切中历史肯綮。而人的一切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审视历史经济活动，只有将它置于广 阔的社会活动中去考察，才能看清它的真相及其作用和影响。因此，历史研究从经济入手，与社会史 研究紧密结合，往往事半功倍。冻氏《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的问世，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2．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论稿》第一篇解剖道教的“命籍”与“宅录”制，从辨析词义开始，考证其 命名的原始，指出“命籍”即“名籍”，是本治(教区)道官掌管道民的户籍。“宅录”，“宅”是住宅；“录”即 “簿籍”；“宅录”是道民家口的簿籍，记录当户男女口数。凡生男生女、娶妇嫁女，口数增减变动，均需 于“宅录”注明，并由“籍主”主持，在规定期到“治所”(教区所在地)进行登记或注销，它是制定“命籍” 的基础。可见，所谓“命籍”、“宅录”，其实是对世俗社会户籍制的模拟。由此进而探讨秦汉以来统治 阶级对其治下人民的控制及对隋唐的影响，条分缕析，层层剥茧，极富说服力。全书许多篇章题目都 很小，专就某个具体问题立论，然而小题大作，小处落墨，大处着眼，论述严谨深透，视野十分开阔，非 有相当学识与功力难为其事。冻氏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诚让人折服。 3．探幽索微，另辟蹊径。《论稿》文章选题，虽有前人所未及者，如《隋代俸禄制度一瞥》等，但多 数是他人论述过的。难能可贵的是，《论稿》每篇必有新意，白出机杼。如麴氏高昌役制，由于高昌文 献资料极为缺乏，其赋役制度史志均语焉不详，或竟阙如。唐长孺先生据新出吐鲁番文书，首揭麴氏 高昌徭役制度的特点和役目及相关问题，尔后卢开万、程喜霖先生又作了进一步探讨，解决了一些重 要问题。但由于该事繁杂，涉及内容众多，尚有不小空间有待拓荒，冻氏则选择了“计田承役”、成丁年 龄及役期、服役对象及役种以及工匠服役等题目求索，凡上揭诸先生已详者从略，上揭诸先生未详者 从详，深入诠释高昌役制，指出该役制“远因汉晋，近同魏周，但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呈现出 鲜明的地区特点。”这就清晰勾画出高昌役制的基本轮廓，为高昌役制研究的再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4．重视考古资料。梁启超以“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梁启超中史学论著四种》第160页，岳麓 书社1985年版)，就在于它未经修饰，保存了最初的原始状态。陈寅恪总结王国维学术内容及治学方 法的三大特点，首要之点便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冻氏充分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治学方法。《论著》不少篇章均取材于敦煌、 吐鲁番文书或墓志石刻，如《关于唐代前期的丁口虚挂》一文，便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结合传统 文献，探讨了唐前期以至安史乱后的丁口虚挂问题，指出至迟武则天统治初年，各地已存在严重的丁 口或丁户虚挂现象，且以后愈演愈烈，玄宗开、天时期，朝廷曾力图对此现象加以整顿，但并未取得太 大效果，直到肃、代时期，丁口的虚挂仍是朝廷面I临的一个十分严重的现实问题。该文还进一步对此 现象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探究，颇有说服力。类似之作，所在多是，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