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湖杂记》——两百年前的“客家人宣言”.doc

《丰湖杂记》——两百年前的“客家人宣言” ◎ 牟建新 客家是在千年的移民过程中诞生的一支具有传奇色彩而又特立卓行的汉族民系。客家民系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以自己独特的存在和文化现象，催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客家学。 两百年前，即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廿日，在惠州丰湖书院授课的徐旭曾，对学生们就土著和客家人的问题提出的“何谓土与客”,“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为客”等询问，从客家渊源、语言、风俗、妇女等方面，著《丰湖杂记》。这篇文章是有关客家问题的最早论述，比国外对客家问题的研究要早50多年。研究客家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把《丰湖杂记》誉为“客家人宣言”，它的发表标志着客家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关注。《丰湖杂记》对后世客家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提出“中原衣冠旧族”是客家渊源的论点影响着后人对客家民系的研究 客家民系在迁徙中形成，又在迁徙中繁衍。正是不停地迁徙，造成各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汉民族的历史不断补充新的内涵。了解客家人，可以了解汉民族的迁徙史、融合史、文明史，进而可以较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 徐旭曾身为客家人，对“客家”有着深切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从史学角度，指出客家民系的渊源：客家先人的身世“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这是最早的从年代划分上确定客家渊源的论述。在《丰湖杂记》中，徐旭曾最少从四个方面为“中原衣冠旧族”的观点作论据： 一是源出中原 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时，有“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百姓亦多举族相随”，而且“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这支由故家世胄和百姓举族组成的南迁队伍，就是分散到各地，那怕是剩下的极少数，也是来自中原的“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其所繁衍的后人，依然是中原旧族的后裔。 二是民族气节 客家与推翻宋朝的入侵者有着强烈的敌对性，“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真是时时为忠义而战，处处有悲壮之举。结果自然是惨烈之极：“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当宋朝被推翻后，面对元朝的统治，那些中原旧族，隐居避世，不与朝廷合作，“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从中可见客家人的民族气节。 三是传承中原文明 徐旭曾在《丰湖杂记》中，叙述了客家在今天所说的大本营福建长汀和客家腹地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方传承着中原文明：“礼教自持”，“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他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与中原相同：“余昔在户部供职……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习俗，多有与客人相同者。”从而证明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渊源。 四是语言佐证 “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但是却“随处都可相通”。而与迁徙所在地的土著，“至今仍未能强而同之”。故他强调，居住在“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的南迁中原后裔被称为客家人，居住在那里的中原后裔也因与土著有区别而“自称为客人”。 徐旭曾罗列了大量的事例，是为了坚定地告诉人们“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此后，“中原衣冠旧族”的论点为研究客家渊源奠定了理论和方向。20世纪30年代，客家研究代表人物罗香林提出“五次大迁徙”说，为“中原衣冠旧族”作了详细的论证。至今，在客家问题的研究中，“中原衣冠旧族”的论点仍然被推崇为权威论断。 二、界定“南来岭表”的时期是形成客家民系的主要起始阶段为后世所共识 徐旭曾的《丰湖杂记》，追溯了客家先民最早的南迁时期，即“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期间。把客家先人的迁徙时间锁定在北宋末年，而不是两晋时期。而“南来岭表”的时间，则是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的时候，理由是“尚有自东晋后前来者，但为数无多”。为数不多，则难于产生重大影响，影响不大，则未能形成群体之势，没有一定的人群优势，则不具备形成民系的基本条件。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虽说有远在五代以前者，然那时人数无多”。“就是宋朝初年，移住那些地方的客民，也还是数目无多。南宋以后，客民向南迁徙的，始一天多似一天。”罗先生的论述，有力地支持了徐旭曾的“南来岭表”的时间。 研究客家的资料显示，中原人群大规模南迁有五次： 第一次是秦朝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秦始皇为了征服南中国，派50万大军“南征百越之君”而灭楚；后又“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南越列传》还说：“以谪徙民，与越杂处”。秦始皇三十六年，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这些“无夫家者”中有不少人最后成了士卒的家眷。这支部队没有往北返回，而是留在了当地，主要的原因是赵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