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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浅析司马迁作《五帝本纪》的取舍之境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开篇之作，这特殊的地位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而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如此的用意。有人曾经怀疑过《五帝本纪》并非是司马迁的亲笔，因为它与其它篇章相比，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准确生动的描述。然而，明代学者陈仁锡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说明：“（《五帝本纪》）乃太史公极用意之文，其叙次征诛、揖让、朝觐、会同、圣人经世大典，严整慎重，一切齐谐怪语之书，不能轻入，所以为史中之经，而高古质邃尤为可喜。”就是这样一篇没有什么吸引眼球的内容的《本纪》，却从来都不缺少话题。从古至今，关注《史记》的人多少都会对它有一些留意，褒贬不一，评价各异。所以，到现在为止，许多学者进行的有益讨论与研究也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就我有限的眼光与能力所知的研究来看，它们大多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 关于《五帝本纪》内容的考证工作。因为它是关于所谓华夏民族最早历史的记载，所以对其可信度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而且各种观点也是纷繁复杂的。在近代以前的传统社会，大多数的儒者是把五帝时代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部分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自己的意见。东汉张衡就对五帝传说提出看法，宋代苏辙等人也对《五帝本纪》提出质疑，并作《三皇本纪》为补充。同时也有很多人发现并批评了《五帝本纪》中明显的年代、世系等方面的错误。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代学者梁玉绳编撰的《史记志疑》，这部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五帝本纪》诸多质疑的系统总结。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一系列科学方法的传入，人们对《五帝本纪》有了更深入的怀疑与研究。自梁启超对《五帝本纪》的史料来源及五帝进行考证之后，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对五帝也提出质疑、考辨。三皇五帝的考证是《古史辨》中的重要内容，吕思勉、童书业两位先生编著的第七册对三皇五帝进行详细的考证，对于三皇五帝的神话、历史传说，包括战争、制器等历史活动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辨伪、考证。与古史辨派相对的是徐旭升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该书对记载五帝时期的文献史料进行清理，并加以考古发现的证明，肯定了五帝时代的存在。近年来，史学界又把五帝的研究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国家的形成研究结合起来，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前沿问题。这方面成就突出的是李学勤先生等人。李先生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认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并指出，若“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研究》一书中对于五帝时期的历史从考古新材料和与中国文明起源相联系的观点出发，得出许多新的结论。此外，袁坷先生有关远古时期的神话研究、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文物也推动了五帝的研究。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的许多考古发现使之前的许多怀疑都不攻自破了，更凸显了《五帝本纪》在研究中华远古文明中的地位。 二 、 关于《五帝本纪》中体现的司马迁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乃至这些思想对于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整个对《五帝本纪》的研究中，这也算是一个热点吧。毕竟司马迁的理想是“成一家之言”，他的思想主旨是整本书的“统帅”，而开篇的《五帝本纪》尤其集中体现了司马迁各方面的用意。关于《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思想的讨论主要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展开。 1）首先是司马迁为什么会把《五帝本纪》作为整个《史记》的开篇？向来对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多，而且理由似乎已经很完备了。不无外乎就是司马迁的造就华夏民族血脉相承的大一统理想等等。这个问题在很多论著与论文中都有所论及。如池万兴的《史记与民族精神》等。 2）司马迁何以毅然将《五帝本纪》的上限断于黄帝？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决定”一向是毁誉参半的。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司马迁的独断擅行，不顾上古三皇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记述我族的记忆。如张衡、苏辙、司马贞等。当然也有人认为上古资料自尧舜时才比较详尽的记载，自黄帝始不免有些牵强。但是除了对他的评价之外，更多的讨论致力于对司马迁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进行探究。一般也就归结为当时“黄老崇拜”的政治思想环境影响，司马迁对当时所收集资料分析的必然结论，以及他自己“择其雅言者”的标准来取舍的必然结果等几个方面。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朱枝富的《司马迁政治思想通论》和周先民先生发表在1995年第3期上的《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读史记·五帝本纪》一文中都有很精彩的分析论述。 3）司马迁为何在上古时代众多的五帝说中独独选中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组？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讨论，因为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五帝说”是多样而复杂的，他要做出选择必然有自己的缘由。孙锡芳的《史记·五帝本纪—兼论先秦时代产生的两种五帝说》中有较为完备的论述。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