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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不灭，只是悄然远离 《读报参考》 2010020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302字 曹凡属虎，马上要过60大寿了。 在他的记忆中，“同志”一直是个能让他心里一暖的字眼。然而时移事异，渐渐地，这二字入耳和出口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有时叫出口还会招人不待见： “我记得第一次去深圳出差，早上刚下了飞机，不识路，见到一位清洁工人就上前称呼‘同志’，可是那位大姐理都不理我们。” 当时，曹凡以为对方听不懂普通话，“可是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我们用错了词。我们又向一位警察问路，叫‘同志’人家还是不理，同伴灵机一动称呼声‘先生’，那位民警才转过身，用流畅的普通话给我们指路。 由曹凡的尴尬庶几可管窥这一声“同志”在中国的沧桑浮沉。这一声称呼中蕴含的感情、记忆、笑泪，都与裹挟着它们的时代一起渐行渐远。6月1日，北京公交集团印发新的“规范文明用语”，“同志”忝列末席，排在“老师傅”、“老先生”之后，成为仅限称呼老年乘客的礼貌称谓之一。有心者闻之无不唏嘘。 同心则同志 倘若考据中国最早出现的同志二字，可以上溯至少两千年。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写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然而这里是“同心同德”的出处，却不是“同志”的起源。 同志可用作彼此称呼，最早成于清末。孙中山、黄兴等义士结社反清，“保路同志会”、“兴中会”、“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这一称谓理念来自苏俄，文字却取自日本——那时的有志之士因文字相通，大多留学东瀛，所读西方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亦多来自日文译本。“同志”与“经济”、“社会”等词一样，直接舶来自日译海外著作中的汉字写法。 彼时，“同志”初来乍到，绝不是人人可用的称呼，仅仅局限在真正分享共同政治理念、拥有共同志向的小团体内，由是带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新奇和时髦。而且不论“兴中会”、“同盟会”，还是早期的共产党，大都不是能在人前显露的地下团体，所干的也是变革旧秩序，甚至九死一生的事业，一声同志，听上去得体且悲壮。 直到革命战争年代，称自己人为“同志”，仍表示无上的尊敬和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电影《党的女儿》中被误会为叛徒的玉梅，终于接到党组织称自己为同志的信，读罢不禁一腔热血充塞胸臆，两行清泪汩汩而下。可见“同志”这一称谓在这些团体内人们心中的分量。 人人皆同志 将“同志”这一称谓发扬光大的，当然还是中国共产党。随着共产主义理念的推广，代表“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共同理想的“同志”一词在党内、军队和解放区迅速普及。1949年定鼎中原后，“同志”进一步涵盖所有支持、拥护共产主义事业之士，并迅速成为全社会通用的称谓语。 称谓上的空前一致，映出的实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和意识形态运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所有私人买卖、田地都收归国有或集体，全民再无一点私产，再无所谓老爷老板，所有人都变成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同志”一词随之涌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对所有成年人的统一尊称，男女通吃，老少成宜，完全代替了“先生”和“女士”或“小姐”等等称谓。 1959年，毛泽东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央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不呼官衔。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带有意识形态的称呼，也成为执政党克服、抵制腐朽习气和官僚作风的一面旗帜、一种尝试。 按照马克思主义，人不平等的根源乃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在中国首次抹消了这一根源的那几十年，至少在城市里，不论挑大粪还是拿粉笔，所有人都可以“同志”称呼，让在等级尊卑中生活惯了的国人，确乎体验到了空前的平等。 想说同志不容易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同志”也带有了区分敌我的功能。它隐隐然变成了一种身份，表明是友而非敌，有时也带有强烈的斗争色彩。 在那个年代，“你犯了错误，批评的人称你为同志，说明他还是把这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还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作为过来人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回忆道。“今天称你为同志，要是明天改称先生了，那你就要大祸临头了”，资深媒体人黄章晋如是说。在著名的胡风冤案中，随着案件性质的节节升级，报章对胡的称呼先“同志”后“先生”再到直呼其名，正可作为印证。 其实，“同志”称谓在口头上第一次减少使用，不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年轻人追求新潮厌弃旧俗，反而是在一切围绕政治斗争的岁月——由于时时、处处、事事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慎用“同志”的现象。人们再也不敢随口称呼迎面而来的陌生人“同志”，因为实在无从分辨来人是“人”还是“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工农商学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二次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引入，造就了“个体户”等第一批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也回归了以家庭为经济单位的传统生活，原本无差别化的社会阶层也不可避免的开始分化，经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