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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失落 殷海光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自严又陵、康有为、梁启超以降，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上和历史性的变动上，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多多少少有所贡献。到了五四运动，这一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高峰。从清末到1949年为止，就我们所知，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了罕有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中国近代和现代知识分子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曾扮演着新时代催生者的重要角色。然而，曾几何时，面目全非，斯人憔伸1于今，一部分知识分子飘零海角天涯，一部分知识分子被穿上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赛蹙淡漠的岁月。这是一幅秋末的景象。凉风起天末，．草枯木黄，无边落叶纷纷下。只有三几片傲霜叶，高挂枝头，在寒风里颤抖，任慢步怀古的诗人悲吟！　　中国知识分子是失落了!　　何以失落?　　这一大变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形成的。这—大变迁是与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而为时代的变迁之一环。从知识分子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几种重要的原因：第一，与传承脱节。第二，与社会及家庭脱节。第二，与经济来源脱节。第四，与现实统治建构及行动人物脱节。有这么多的脱节，于是知识分子纷纷变成脱节人。关于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种原因，从我在前面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里所说的可以推论出来，我无须在这里进一步作琐细的分述。我现在所要说的是第四种原因。　　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之色彩。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3]。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土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i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man of actl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形动人物(actualman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作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扇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具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象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77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着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象。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　　中国近几十年来，实际的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之间的悲欢离合有发人深省之处。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依前所述，根本就没有培养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观实政治绝缘。 于这一关联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败。这类陷入的情形，自清末以来似乎更深。因为，如前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