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中小学课程改革之争.doc

战后英国中小学课程改革之争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谈谈教育史研究在方法和领域上的变化，然后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谈谈战后英国中小学课程的改革之争。事实上，战后英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的争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重要的问题：在英国学校里，应该如何教儿童，应该教儿童什么。在这两个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一种是持封闭的态度，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场所；一种是开放式态度，主张自由教育，儿童可以在教室里可以自由移动，儿童可以自由选择。今天我想谈的是二战后，英国的教育改革，在研究方法上来说可以有两种模式架构：一种是传统的模式架构；一种是现代的模式结构。 在教育史研究上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学习教育史吗？我们面对许多重大严峻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问题，能源问题，以及世界性的宗教冲突问题。研究教育史是否是自我陶醉自我欣赏？ 在这个时候我想追溯一下教育史方法的变化和变革。战后教育史在研究方向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口述史、对教师的访谈，儿童史等等的产生，使教育史得以重新构建，改变了教育史研究方向。 现在教育史的研究有不同的趋势。在北美，修正主义思潮研究的焦点是：教育是为了个人发展还是为了培养公民。 英国教育史学家Richard Johnson，他研究了两个世纪英国教育发展的历程。政府建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控制还是其他别的目的？他研究下来的的结果是学校建立重要目的是为了社会控制。 英国的教育史学家西蒙，认为，英国有两种教育制度：一种是为了满足富人；一种是为穷人而设立的。这两种教育制度互相对立。 教育史学家F. Ringer ，认为教育体制是为了社会分层。当一个人出生时便根据他的出生背景被贴上了标签，再经过教育后重新被贴上标签。 过去20年还有不少教育史学家研究了妇女教育问题，很多妇女无法达到社会较高的阶层。这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看起来好象毫无阻隔，但是实际上这样的阻隔却是实实在在存在。 Willian Mason研究了教育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通过教科书，儿童发展其世界观，对世界、对社会的态度，等等。比如，儿童可以从教科书中获得英国是否是个伟大的国家，儿童可以从中得出对国家的看法。 还有教育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教育是否能都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通过教育是否能使低阶层的人向高阶层流动。如果教育有这个作用，通过教育是否会使人向上或向下流动。 事实上，现代史学家提出的问题都是有趣的、与现实问题有关的大问题。另一种趋势是教育史学家感兴趣的领域超过了国界。所以，由于大家兴趣的扩展，研究的触角到达了不同的文化或者国度。外国教育史正是这样一们跨文化跨地域的学科。通过不同国度的历史探究，探讨宗教与教育、学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使教育史的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世界问题的研究是很复杂的，我们将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以上的内容虽然很长，但是我认为有助于理解我以下要谈的问题。 1945年以来，教育史研究有两个重大问题。在英国二战后30年来，可以说是教师的黄金时期。因为政府在教学生什么和怎么教学生的问题上给了学校包括教师很多的权利与自由。到了70年代，政府开始对现行体制提出疑问，它是否使政府花费过高，它是否有效。 当时工党教育大臣（首相？）所了一个重要的罗宾斯报告。在罗宾斯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控制制约学校教师权利与自由的措施。后来，在撒切尔夫人政府所实施的措施中得以实现，在资金、课程、管理体制上对学校和教师加以制约。在1988见的时候，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学校。 1988年以后，这种控制延续至今。1994年，布莱尔政府采取向学校和教师小幅度放权政策。但是因为撒切尔夫人的遗产影响是如此之大，导致新的政策收效甚微。 一个上学期来我们学校讲学的60多岁的一个老教授，他的个人的生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战后英国教育的变革。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学校的教育是非常正规的。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如何拼写、标点符号、教学法的学习。他们当时要背诵很多内容，有很多严厉的能力测试。如今他仍然能够背诵当时背下来的内容，比如说美国所有州的州名，并以另我们惊讶的速度非常快的一口气背了下来。他说，那种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他成为一个年轻的教师的时候，他想他不能够再用这种方法来教学生。他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往往会提开放式的问题，而不是封闭式的问题。比如他们会问学生政府这样做是否有效，这样的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封闭的问题是给出一个问题，以及几个备选答案，让学生选出正确的答案来。开放式的问题是让学生去自我发现，去探讨解决问题，而不是告诉学生应该怎么做。开放式教学也会引起课程结构的改革。开放式教学可以对不同的学科，以问题来组织教学。 至少在二十世纪60年代70年代，英国建立起了教育组织。这些教育组织建议给就是更多的权利与自由，在组织课程与教学上。在1968年成立的学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