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儿童保育会.doc

战时儿童保育会 抗战时期成立的一个民间性质的以救济、教育难童为宗旨的团体。 抗战爆发后，数以百万计的难童亟待救济。1938年1月24日，在武汉召开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界线路（今合作路）圣罗以女子中学（今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正式成立。推选出理事56人，宋美龄、李德全为理事长、副理事长。保育会暂时隶属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1938年5月改隶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该会以保育战时儿童为宗旨。成立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抢救战区难童，并把抢救来的难童送到武汉。为收容他们，于3月37日筹备成立保育院，29日正式收容难童。到1938年9月中旬的半年中，共收容难童9070人。经保育会帮助转移至后方的难童人数则更多。到1940年4月15日宜昌失陷前夕，宜昌接运站共抢救出的难童达1.5万余人。此外，该会组织步行内迁的难童人数也不少。整个抗战期间，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和保育了近3万名难童，成为抗战时期各难童救济团体中成效最突出的一个。 战时儿童保育会对儿童的教养主要是通过保育院来实现的。各省先后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普遍设立了儿童保育院。其中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于1938年7月4日，由邓颖超负责 2013-12-16 01:52:37|来源：大公网|我要分享/paper/q/2013/1216/2107954.html 大公网 我的岳母靳玉荣，今年八十四岁，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她退休多年，生活简朴，十分勤谨，两隻手闲不住，诸多家务活抢?干；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喜读书籍报刊，尤其对歷史纪实类文章、书籍更爱不释手。她平素关心时事，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现今一些青年人身上也少有这种观念和意识了。她并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领导干部，解放前开封女中毕业，解放初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办公室做打字员，后来几经辗转，“文革”中被下放到工厂当一名普通职工。我有些好奇，她这样一个普通老人是怎么形成和保持这样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岳母说起她童年时的一段不平常经歷，我才明白了箇中缘由。 　　岳母老家在河南开封，一九三八年初，日军重兵包围徐州，开封岌岌可危。她那年才八岁，在开封南关第十一小学上二年级。十一小的校长是个爱国知识分子，他告诉孩子们日本兵很快就要打来，开封即将沦陷，百姓将成为亡国奴。国家为了保护和抢救沦陷区的儿童，一些有识之士发起建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孩子多的家庭可挑选一个或两个送到大后方的儿童保育院去。我岳母家中有六个兄妹，她排行第四，其父是洋铁匠，生活相当拮据，最后她被儿童保育院选中了。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知悉这是当年宋美龄和邓颖超等人在武汉共同发起建立的战时儿童保育院，由宋美龄出任儿童保育总会理事长，一共抢救和保护了两万九千馀名沦陷区的难童，我岳母只是其中之一。 　　岳母和其他难童坐汽车一路辗转到了武汉，住了一小段日子后，武汉形势也日趋危急，岳母和来自各地的难童又被送上轮船去了重庆。岳母说在船上她第一次吃到了烧鱼块，很好吃，但不知是什么东西，便问其他孩子，来自浙江的一个孩子说：“这是鱼呀！你怎么连鱼都不知道？” 　　到了重庆，岳母被分到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当时送到重庆的难童约六千人，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是其中条件较好的一所，不仅有用竹子和泥巴搭建的教室和宿舍，还有医务室和大礼堂，虽然设施简陋，但战时环境下已很不容易了。保育院对难童实行“保教合一”，难童在这里受到了完整的文化知识教育，每人发有各科课本，老师们都尽心尽力地教书育人，孩子们叫老师为妈妈，同学之间都以兄弟姐妹相称。岳母十分珍惜学习机会，从二年级一直升到五年级，始终成绩优秀，她至今还记得在保育院学的《木兰从军》、《?薪尝胆》、《发明大王爱迪生》等课文内容。她记得，保育院很注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和习惯，让孩子们从小参加劳动，如洗衣服、打扫卫生、担柴挑水等。孩子们穿统一的校服，女孩子是白上衣、蓝裙子，岳母年纪小，老师照顾她，让她洗裙子，因为裙子比白上衣好洗。在一个大水池旁，众多孩子一起洗?衣服，情景很是热闹。隔段日子，孩子们还需到磁器口去背米上山。大孩子力气大多背些，小孩子力气小少背些，没有布袋，孩子们把裤子的两条裤腿管一扎，便成了背米的布袋。每次背米活动岳母都参加，随?年龄的增加，背米的重量也渐渐增加。保育院经费极窘迫，虽然一些有识之士不断设法募捐筹款，但孩子们还是缺吃少穿，营养不良，生活较为艰难。岳母和一些孩子患上了夜盲症，还生了疥疮。岳母记得医务室有一位姓方的女医生很善良，见她又瘦又小，很关心她，先后两次将她和几个特别瘦弱的孩子带到医务室，一次是给每人沖了一杯奶粉，另一次是让每人喝一勺鱼肝油。战争年代，能有这样的待遇，太不容易了。 　　除了学文化，老师在课堂上讲得最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