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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564 次 更新时间：2007-12-30 15:04:14 进入专题： 哲学 文化建设 ● 彭永捷 　　 　　摘要：儒教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迫切问题。儒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和理解儒家文化的视角。从儒教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儒家文化的性质、孔子作为圣人的意义、圣诞的内涵以及所谓儒家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儒教问题是当前儒家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当然，称其为“热点”问题，是局限在儒家文化研究界而言的。讨论儒教问题，至少有两种切入的方式。一种是历史性的考察，追问儒教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宗教，以及是一种怎样的宗教或怎样的文化体系。另一种是现实性的构想，追问的是儒家文化，是否应当以儒教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化，以及作为当代文化内容的儒教，究竟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形态。这两种追问的学术进路虽然不同，但学术探讨的背后关注点，都指归于当代文化建设，亦即试图明确，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曾作为中国文化主干或主流的儒家文化，究竟应当处于何种地位，扮演何种角色。当儒教这个本来可以从容清谈的学术话题和当代文化建设牵涉在一起时，不容丝毫乐观的当代文化现状，当即赋予儒教这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以紧迫性：一方面是追逐利益的媒体工业所造就的文化快餐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充斥于整个社会的虚无和失落；一方面是人心收拾不住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流文化、主流宗教被长期的放逐和闲置。然而，无论是由于学科制度以及附带的学术视角和分析工具的限制，还是长期批判、摧毁与放逐所形成的文化隔膜，使得当代人对包括儒教在内的儒家文化发表意见时，总是难以避免片面与武断。儒教问题在当代被重新提出来，至少可以作为“道之一偏”，“以有济有”，解蔽一个曾被忽略的视域。“儒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儒家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前贤往圣留下的儒学遗产，在现代是如何被曲解与遮蔽，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儒教究竟有着何种价值和意义。 　　 　　一、儒教是“圣教” 　　 　　人们常说常用的“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或者，儒教之为“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教”？在过去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地是考察“教”字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在儒学中的意义，试图弄清“儒教”之“教”，究竟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儒家文化宗教性因素的研究，特别是“天”或“天命”观念的研究。这样探讨问题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结合儒教的理想人格――“圣人”，或者儒教的人格理想――“成圣”来理解这一问题，也许会有帮助。 　　中国文化主流有儒、释、道三教，三教的人格理解均不相同，佛教追求的是“成佛”，道教追求的是“成仙”，儒家追求的则是“成圣”，就如周濂溪所云，“圣希天，天希圣，圣希贤”（《通书》）。儒者以成贤成圣为人生修养的目标，以自己尊奉的儒学为“圣学”，以儒家的经典为“圣经”，尊奉儒学所表彰的古代圣王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为“圣人”。虽然后来道教和佛教有时也用圣字来称呼自己的经典和代表人物，但一般情况下，“圣”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独特标签。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和基督教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儒教、佛教还是道教，此岸与彼岸世界，从理论上说，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儒家认为人可以成圣，佛教认为人可以成佛，道教认为人可以成仙，当然都要通过修炼的途径才有可能达成。可是，基督教却不能宣称，人可以成为“God”[1]，或者人具有神性。儒家的“圣”，是与儒家所崇信的“天”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圣”也就是“齐天大圣”，是达到了“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的境界，即《易传》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大人”[2]，即《中庸》所谓与上天一样“自诚明”而“不免而中”的“生而知之”者。由此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儒教与基督教的差别，两者的差别并不在于究竟是信仰“天”还是信仰“God”，而在于人与信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同。《中庸》一篇的首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就明确解释了天与人之间可以“合一”的根据和方式。我的本性来自于上天所命，因而循着上天给我的本性而行就是道，学着走这条符合上天所赋予我的本性的道就是教。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恰是就追求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而言，从本心回溯“天命”之“性”，以本性而回溯于“天”。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容易发现，原来所谓“宗教之教”，在儒学这里，恰好也就是“教化之教”，二者并不是彼此分开的，而是结合在一起的。 　　儒教作为一个以成圣为理想追求的宗教，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宗教。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所写的一本关于孔子的传记，中文版恰当地译作《即凡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