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卸任演讲.docVIP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 进入专题： 高校行政化 ● 徐斌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政府、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档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