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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唆词讼” 中欧法学院 2011 级 李蓓 1101301615 “贵抚咨许朝升教唆词讼，拟流，年已七十，可否收赎，请示一稿。奉谕令 查有无办过似此之案，并应否收赎，核查回复。遵查，年老之人律准收赎者，原 因其精力已衰，不致复犯，故特曲加原宥，以示矜全。至于毫不干己之事，教唆 诬告，其年虽老，智虑未衰，若准予收赎，幸免治罪，仍得扰累乡愚，似非所以 儆刁健而息讼端也。检查各司虽无办过此等成案，而军流情重之犯，声明年老不 准收赎者亦所时有此例。既据该抚声称该犯情罪较重，似应不准收赎。” 上述文字出自成书于 1834 年（道光十四年）的《刑案汇览》。该书收录了乾 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1736-1834）九十九年间经中央司法机关处理之5640 余件 刑案。1 本文即是由上述文字引发的关于“教唆词讼”的一些思考。 一、“教唆词讼”之禁——背后的政策及法律传 统 打击“教唆词讼”的条文最早大致出自唐律“与人作辞牒加状”与“教令人 告事虚”。唐律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 罪重，减诬告一等”，“诸教令人告，事虚应反坐，得实应赏，皆以告者为首，教 2 令为从” 。 后朱元璋颁行明律，其中关于处罚“教唆词讼”的专门律条为将唐律上述两 条合并所得，但处罚刑度则比唐律为重。明律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 3 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 而 且，自《弘治问刑条例》以来，“教唆词讼”的新增例文又大幅高对“代人捏 写本状”以及“教唆”人赴京师“京控”或是到省会巡抚、巡按、按察司等处“上 控”的罪刑，由将“情犯深重者”予以“本处地方，枷号半年，从重发落”，乃 1 邱澎生：浅析《刑案汇览》的知识史，出自其 2004 年 06 月在中研院史语所“审判史研读会”上的报告。 2 有关唐律引两律文内容及其相关解释，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北京：中华书局 1996 版，1663– 1671. 3 明律原文见（明）雷梦麟：读律琐言（新校本，怀效锋、李呜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版，416. 4 5 至“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 ，刑度已不可谓不重。 及至清代，其相较明律，“教唆词讼”律文文字基本未变，但从属此律的例 文数目则由明代的两条增至清代前期的十二条，内容也较之前多样且细致。清律 较之明律稍有修改之处在于：删除了明代律文原本所附一段小注。其法律效果是： “教唆词讼”条律文并未清楚规范“雇人诬告者”究竟是否和“受雇诬告讼师” 一样负起“教唆词讼”的责任，律文小注原来写的是“雇人无重罪之理”，因此， 在这样的法律解释框架下，“雇人诬告者”只需依照“有事以财求请”律文规定： “凡诸人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计所与财，坐赃论”，所负刑责较轻；然而， 乾隆 5 年将小注删除，至此，“雇人诬告者”便需和“受雇诬告讼师”一体适用 “教唆词讼”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刑责。6 （一）打击“教唆词讼”所体现的法律政策及原因 自前文所列各朝律例不难看出，自明代或者至少自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 直至十八世纪的清代前期，关于“教唆词讼”的立法修法行动愈加密集，惩处措 施也愈加严厉。 然而，使人疑惑的是：讼师究竟做了什么，招致官方如此怨恨？或许我们可 以从当时官员的一些言论中略窥一二。 道光年间的循吏刘衡在其《理讼十条》中写道： “民间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讦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 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 7 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 光绪年间在地方任职的董沛也有类似的看法： “民间每因些小微嫌动辄讦告。推原其故，皆由奸恶棍徒从中播弄。盖愚民 忿起一时，情非甚迫，其势尚在得已。一遇讼棍，视为奇货。鼓舌摇唇，多方煽 4 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9 版，卷 22 ，883 –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