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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王人博教授讲西方公法文明 李克祥 对于渴望宪政的人来说，看到现实距宪政遥不可及是痛苦的，然而看到本该鼓吹宪政的教授竟然在论证我们的社会不适合宪政会更加痛苦。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痛苦。现实距宪政遥不可及，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教授学者们科学论证奋力鼓吹，那么总会有实现宪政的希望，但如果连本该鼓吹宪政的教授都从中作梗，那么这宪政遥不可及的日子还有头吗？ 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在“西方文明通论”课中担任西方公法文明的讲授任务。（其讲稿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丛日云主编的《西方文明讲演录》第5讲，网上也能搜到）王教授讲学的题目是《西方法律文明：公法文明》。王教授认为西方公法文明的核心是宪政。这是他讲学的主题，这本没有错，然而在对这个主题进行阐释、探源、论证、发挥时，则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了。 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一种制度设计。然而王教授却认为“制度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一直不太看重制度”。王教授看重什么呢？他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在中国，在中国的文化里，与法律相比，我更相信教化。”由于教化不到位，所以王教授就认为“宪政这个东西跟我们中国人是无缘的。”“当我们中国人还在随地吐痰，还在公共场合大声地喧哗，我们在坐公交车的时候还不排队，我们上课的时候拿着书包就走，我们在网络上还经常地骂人，那么这个民族是不配宪政二字的。”王教授的论调不是什么新货色，就是那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搞宪政的“素质论”而已。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知道：制度可以塑造人性，法律有助于人的教化。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最不可信的就是教化就是道德。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常识。法律与教化固然各有其独立性，然其相互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其实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教化，而且是一种更有力的教化。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老人摔倒了没人敢扶？没人敢救助？这是因为有救助老人反遭讹诈的司法判例在进行反教化。十次酒后开车的劝诫，抵不上一次酒后开车的入刑。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不然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久久呼之不出。为什么呼之不出？官员害怕这种制度呀！我说制度的作用是巨大的，前提是这制度是真制度，而不是伪制度。中国是盛产伪制度的国度。对于掌权者而言，伪制度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是伪制度能够为掌权者贴金，二是由于伪制度作用不大，所以又可以倒打一耙，对制度作用进行贬低，说制度不是决定的因素，以便让中国百姓在永无终点的道德长途上慢慢爬行。 王教授讲学中有个“±厚道论”也是让人难以恭维的。在西方宪政产生的人性探源上，王教授认为“宪政表达了一种对人的不同看法”，由于宪政本身就是个防御制度，所以他认为“一般来说西方人不厚道。西方人的不厚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西方人主要表现在他把人想得挺坏的。”那么为什么对人看得那么悲观？“那是他自己心底本来就不厚道”。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和宪政这个东西离得挺远？”这是因为“我们对人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中国人一般比较厚道”，“我们中国人大多都把人设想为君子”。其实，有防人之心的不等于自己就是小人，无防人之心的不等于自己就是君子。宪政的核心是分权制约，对执政者的人格预设是以不信任为基础的，这恰恰表现出西方人的政治智慧，这与人是否厚道并无关系。人家有了宪政就说人家不厚道，我们没有宪政就说我们厚道——任何一个有点逻辑推理常识的人都不会犯这种低级的“推不出”错误。我反对将东西方人性差异扩大化的论调。在人性上，还是相同相通的东西多。正因如此，人类才有普世价值。从个体上看，西方人有不厚道的，东方人也有不厚道的；西方人有厚道的，东方人也有厚道的。而从公法文明角度看，宪政国家的官员总要比非宪政国家的官员厚道得多。当然这种“厚道得多”不是人性使然，而是宪政约束所致，是“不得不厚道”而已。王教授说中国人厚道，我不禁要问，中国大陆“三公”消费年逾9000亿，这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而官员们都自己享受了，你说这厚道吗？官员多有自己的农场，他们可以享受专供特供，而老百姓的餐桌上充斥着有毒有害食品，你说这厚道吗？ 举例应该证明论点，这是学术演讲的常识，然而王教授讲学过程中，举例大多离题万里，牛唇不对马嘴，更有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有些举例甚至是以恶为善、以丑为美。比如，在论述西方与中国的人性差异时，王教授一连举了三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中国的学术期刊怎样走向世界。中国的学术期刊走向世界，“就是说我们的中文期刊能不能挤进美国的SSCI那个检索系统”。“美国的匿名评审必须是跨州际的，”怎么办呢？“专家说的几句话特别打动我”，“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造出一个跟真的一样的东西给他看。”——其实就是造假。第二个事例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打电话时的作弊。“这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发明的一种东西。把那个硬币用绳拴着，放在电话的投币口。你投下去，快没的时候你赶快提，这个动作要迅速，马上要丢下去，他马上又开始弹一点，一枚硬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