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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失败原因：立宪派联合督抚对抗中央政府 2013年05月22日 南方周末 范福潮 核心提示：立宪派与督抚联合，对抗中央政府，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摄政王载沣极为恐慌，下令杀一儆百，坚决要把请愿运动镇压下去。 （图为：《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周叶中、江国华主编，来源：资料图） 文章摘自：《南方周末》，作者：范福潮，原标题：对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反思 庚子事变后，迫于国内外的政治压力，慈禧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行“新政”，本为自救，但实施过程却引发了社会诸方面的变革，催生了体制内主张立宪的官僚们的政治诉求，国内外的维新党人也群起响应，大张旗鼓地鼓吹君主立宪。尤其是日俄战争后，舆论一致认为日本战胜俄国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这给立宪派以极大的鼓舞，上至公卿百官，日月谏议，下至士绅学子，朝夕鼓噪，莫不慨言宪政，朝野喧嚣，群情鼎沸，立宪之势，不可逆转。 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清廷派载泽等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历时半年，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考察宪政报告。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召开廷臣会议，参加者有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大学士，还有北洋大臣袁世凯，讨论立宪问题，与会者分为速行、缓行和反对三派，经过激烈的论辩，速行派和缓行派战胜了反对派，他们互相让步，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仿行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为必行之事，但国情不同，任重道远，“不能不多留时日，为预备之地”。 七月十三日，朝廷颁发《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订官制谕》，宣示中外：“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平心而论，上谕所言切情合理：国势阽危，民心思变，不立宪不行；但积弊甚多，若举措失当，轻率冒进，朝廷对立宪进程失去控制，也不行；“次第更张”，“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乃是不得已之法，窘迫难为，溢于言表。就在这种极为艰难的形势下，清廷迈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以后两年，清廷陆续颁发了厘订资政院官制、改革中央各衙门官制、改革各省官制等上谕，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去世前半个月，一日之内连颁《钦定宪法大纲》、《议院法要领》、《选举法要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以下简称“清单”）四道上谕，年底，又颁发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预备立宪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配套齐全。 在这一系列文件中，最重要的、也是在以后引起立宪派强烈不满的是那份“清单”。本来，立宪派在这一轮政治博弈中已是赢家，各省设立谘议局，又给了他们一个合法参与政治活动的平台，从此，上可以与朝廷参商国政，下可以与督抚分享权力，但他们期盼着早开国会，早订宪法，从法律上限制皇权，监督政府，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皇帝、政府三分天下，但“清单”安排九年后开国会，与他们要求三年开国会的主张相差太远，令其大感失望。他们认为，国会早开晚开，权在于民，只有发起人民请愿，才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的，于是，他们在京城和各省组织了一系列请愿运动，提出“定期三年，召集国会”的主张，清廷不允，强烈的失望和对朝廷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他们开始策划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 宣统二年（1910）春，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并联络各省谘议局组成十六省代表进京请愿，失败后，他又在夏季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清廷颁发上谕，解释由于“财政艰难”、“匪徒滋扰”等原因，无法提前召开国会，下令禁止请愿，而请愿代表也致电清廷，“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十月，各省相继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请愿运动，而且得到了督抚的支持，十八省督抚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朝野对立，已成僵局。 立宪派与督抚联合，对抗中央政府，动摇了清廷的统治基础，摄政王载沣极为恐慌，下令杀一儆百，坚决要把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宣统三年（1911）一月，直隶总督逮捕了请愿代表温世霖，发配新疆，“以遏乱萌，而弥隐患”。立宪派认定清廷并无立宪诚意，也无合作的可能，便与之决裂，从此，以在野党自居，事事反对，处处搅局，与革命党内外相逼，“预备立宪”遂成泡影。 仔细研究“预备立宪”史发现，这是在错误的时机、无视国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激进的一场政治体制改革。何以故？ 以时机而论，如果选在“同治中兴”时期“预备立宪”，当时大乱方平，人心思定，洋务运动振兴经济，慈禧太后稳控朝廷，内有恭亲王辅佐，外有曾、李等廷臣疆吏配合，庶几有成功的可能；而三十年后，历经中法之役、甲午战败、庚子事变，连年赔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