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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文学论纲 梅新林+ 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对中国清朝光绪十九年(1893)各类城 市的统计，当时全国城市总数为39000座，其中县治以下市镇达 37326座①，占城市总数的95．7％，可见其数量之庞大。市镇作为 构成不同级次城市网络的基础，是连接城乡之间的中介和纽带。 一方面，正是通过这一中介和纽带，不断地扩大农村城市化的地 域范围；另一方面，则又通过市镇自身的发展，不断地向更高级次 的城市过渡。由此可见，数量如此庞大的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对 于推进中国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并 对中国城市经济、政治、文化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鉴于目 前有关市镇经济研究渐趋兴盛②而文学研究依然阙如的现状，本 文试图以最能代表宋代以来市镇发展规模与水平的江南市镇为 范围，重点对江南市镇文学及其意义进行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江南市镇商一士转型与 文人群体的兴起 江南市镇是中国古代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也是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420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二编 宋代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的必然产物。在以上逐 步发展至晚清的37326座市镇的庞大数量中，江南市镇无疑具 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归纳起来，一是数量多；二是增速快；三是 规模大；四是实力强；五是品位高。其中有的市镇在快速发展中 逐步由一般市镇成为商业强镇甚至商业巨镇，然后带动文化发 展，同时成为文化强镇乃至文化巨镇，人们通常所说的“江南名 镇”即是这两者的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因而同时拥有经济与文 化优势。 从江南许多市镇的发展道路来看，商业与文化是其不可或缺 的两翼。当商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必然同时会对文化 发展和消费提出要求，并通过兴建文化设施、举办文化活动以及 培养文化名人提升文化品位，满足本镇居民的文化心理需求。与 此商业一文化双向并进相对应的，是商业一士绅阶层的“转型”。 此与兴建文化设施、举办文化活动等外在形式是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的确，作为一个同时具有商业和文化强势的市镇，它首 先必须在直观上拥有一些标志性的外观特征，从商业街区的繁华 到官署、学校、住宅、园林、酒楼、茶肆、寺庙、道观以及藏书楼等 等。这些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氛围 的弥漫，文化底蕴的显现，文化统脉的延承。不可想象，一个只有 商业繁华而没有文化底蕴的市镇能算得上真正的名镇。然而，与 文化名人相比，这些又相对地退居次要地位。当一个市镇能在其 名下罗列一大批文化名人，那么，这个市镇才不仅在商业而且在 文化上也是名符其实的名镇。江南名镇之所以拥有特殊地位，也 正因为它在这两方面同时拥有无以伦比的独特优势。因此，在与 商业一文化双向并进的对应互动中，通过商人～士绅阶层的“转 型”造就大批文化文人，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所说的“转型”，包括 商人本人自己“转型”与其家族“转型”两个方面。商人本人转型 江南市镇文学论纲 421 之例，如南浔镇创建嘉业堂藏书楼的刘承斡，本是丝业富商，然后 抱着对文化教育的巨大热情，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建成嘉业堂藏 书楼，与刘汝藻的密韵楼、张均衡的六宜阁，并为晚清南浔镇三大 藏机构而享誉江南。在此过程中，刘承斡也同时完成了从单纯的 商人到商人兼文化人的转型。至于家族转型，则以湖州府归安县 双林镇徐氏较为典型。徐氏家族祖上是康熙年间来双林镇经商 的商人，落户该镇后，经过几代的发展，又通过教育与科第，渐渐 兴旺起来。至嘉道时，徐有壬升任巡抚之职。后徐氏在丁忧回籍 时，还频繁参与镇上事务。蔡氏家族转型发生在蔡召成一代，其 父以经商起家，子蔡召成、蔡召南、蔡召棠都中了秀才，蔡氏家族 身份由此发生变化。此后，蔡召成开始成为镇上的头面人物。同 治八年(1868)，他和蔡蓉升、李友兰、梁湘等11人共同参与创建蓉 湖书院。此后，蔡召成频繁地参与镇上的公益事业，他的次子蔡 蒙在光绪十五年(1889)中了举人，这一科包括蔡元培、张元济、徐 珂等名人，这对于蔡家势力向外扩张大有裨益。嘉庆二十年 (1815)以后，蔡家获生员头街的人数达66名之多③，说明这一家 族已完全从商人家族进人士绅家族。 当然，商人本人的“转型”较之家族的“转型”毕竟容易得多， 后者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其中通过举办教育， 然后经由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