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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与恐慌：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与逆传播的一个现象 ——以台湾流美国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 李怡 北京师范大学 这里首先有几个概念需要辨析：文学传播，文学传播的逆传播，台湾流美国汉学。“文学 传播’’实现的是个人产品向社会传递的功能，通过这一过程，作家个人的审美转化成为了社会 性的精神共享，文学作为商品的流通、跨语种翻译、学术研究等等“传播”的方式，中国文学 的海外传播一般指中国文学在中国境外的流通、翻译和学术研究，“逆传播则是被传播的对 象在流通、翻译和学术研究中的特殊方式反过来对传递方产生了种种的影响，甚至促使它自身 发生某种的改变。“台湾流美国汉学”指的是美国汉学中～些台湾籍学人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态 度，它们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中。作为大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一种方式， “台湾流美国汉学”对大陆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影响甚大，形成了耐人寻味的“逆传播” 现象，而这些现象种流露出的两个方面的心态一恐惧与恐慌——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这就是本文论题的来源。 近年已经有中国学人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这的确是当前中国学术界 的重要问题。如果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欧洲汉学与美国汉学始终都存在比较明 显的差异，而当前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更大影响的应该是美国汉学，而且也不是整个的美 国汉学界，其实就是以台湾去到美国的华人学者为代表的学术观点。 我觉得，观察分析这些美国华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与其说他们反映出了当代美国学 术的姿态或美国汉学的主流，还不如说是一个生存于美国社会的中华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特殊 的心态。 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这些美国华人，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虽然各自都有着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的理解和论述，但却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的倾向，这就是对鲁 迅以及对左翼文学以及对“五四”新文化主流的不同程度的贬抑，就学术本身的健康发展而言， 任何的质疑或批评都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贬抑有一个潜在的心理趋 向，这就是对“红色”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恐惧，出于对现实的恐惧，他们试图对这样的激进的 “革命”文化展开“知识考古，于是追溯到了左翼，追溯到了鲁迅，而“五四”作为现代“激 进主义”的源头也自然难辞其咎。 不能否认这种恐惧的合理性，然而问题在于，一个远离中华本土文化的“亚文化群落”的 认知究竟具有怎样的现实准确性呢?现代中国的文化专制，究竟是由哪些要素所造就?在现实 的专制文化当中，五四以来的历史文化究竟分别扮演了何等的角色?鲁迅所代表的文化、左翼 的文化或者所谓的五四激进主义的文化与建国以后的文化专制乃至“文化大革命”是否就是同 一类文化的连续发展?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确存在着一种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化”，那么 从梁启超的文学诸界革命到五四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最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所有这些“革命”的内涵和指向是不是可以轻松地整合到一起? 显然，在这个时候，一个学者的现实文化感受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清晰来自 感受的清晰，分析的细腻源于对象判断的细腻。从台湾到美国自由主义体制的生存，在事实上 隔断了这些美国华人对当代中国生存复杂形态的基本感受，现实中国对于他们仅仅是一个模糊 混沌的想象，而历史中国对于他们也是一个可以用情绪加以填充的梦境——就像“晚清”在王 德威那里幻化为中国“现代性”的滥觞、“上海”在李欧梵那里演绎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摩登” 一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诸多基于现实正义的反叛都被扭曲为通向专制主义的起点，对遥远 267 的大陆中国的恐惧演变为对一切文化变革、一切社会批判(如鲁迅杂文)的本能般的怀疑，其 中的问题昭然若揭。 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本身而言，其他民族的批评和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他者”的声 音，而任何异样的“他者”的都不妨成为我们自识的“镜像”；包括美国学界在内的海外学术 话语对中国而言属于“他者”，而对美国主流学界而言，华人的学术话语依然可以说是带有“他 者的痕迹，由此说来，美国华人话语对我们其实就是“他者的他者”，不过，就是这样一个 特殊的“他者’’，可能也正是对我们产生莫大吸引的原因。 因为，我们也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恐慌——对具有整合力量的理论欠缺的恐慌。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直缺乏足够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