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排行榜的滥觞王杨卢骆及其引发的瓜葛.doc

中国文学排行榜的滥觞——“王杨卢骆”及其引发的瓜葛李国文“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因此，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只有那些没出息的，没起子的，很无聊的，很委琐的，已经混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孰分高低?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若没有这个排行榜，这哥儿四个，心无挂碍，一块儿下个饭馆，一块儿泡个酒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隔阂，可王杨卢骆这么一排，就免不了平添几许瓜葛。所以，一心认为自己是金牌得主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说他排在卢照邻的前面，有点愧不敢当，而排在王勃的后面，有点感到不服。 这种太过露骨的计较，遂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名的典故。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如此计较排位的说法，有人听了，很不是味。卢照邻跳出来，难道你觉得理所应当地在骆宾王之前么?于是，打抱不平的他，故意跟杨炯唱反调地说：我倒是“喜居王后，耻于骆前”呢!觉得他们都比我要强得多，显然是对杨炯的这种小人心结，进行反讽了。 看来，文坛之上，在意发表在头条或者二条之区别者，在意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之不同者，在意作品目录见诸封面或用不用黑体字标出之待遇者，在意媒体宣传是大张旗鼓，还是小张旗鼓，还是偃旗歇鼓之声势者，都是在文学上不怎么自信，创作力不怎么振作的文人，才会热衷地搞排行榜，才会由衷地信排行榜。 杨炯一生，有两憾，一是这王杨卢骆的排行榜，给他的文学地位定了性，众口铄金，一时半时很难翻身，因此他的诗名，未达到他期待的那样响亮。二是他“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以后，指望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想法，也不容易兑现，这当然很尴尬。大家觉得他应该发达，他自己也相信应该发达，然而，就是发达不起来。换个人，也许就拉倒了，他缺乏这种自我宽解的能力，故而很烦恼，很郁闷，很失落。 杨炯(650～692)，华阴人因曾经当过一阵盈川令，世称杨盈川。当李白、杜甫、王维、陈子昂、王昌龄、高适等盛唐诗人还没有登台亮相之前，他，加上英年早逝的王勃，加上投河自杀的卢照邻，加上那位对武则天大不敬的骆宾王，构成唐诗发展史上“初唐四杰”的发轫期。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故王(勃)杨(炯)为之伯。”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宋祁说“故王杨为之伯”，这个“伯”字，即“霸”的意思，所以这四杰，在唐初，也是称霸文坛的人物。一个个也是相当人五人六，牛气哄哄，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很不把各色人等放在眼里的。 人，红得太快，名，来得太易，钱，来得太多，电视、报纸、网络、媒体，露得太多，其浅薄的方面，其负面的因素，其阴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质，也就加快突现出来。这些当代文人加速度的衰败过程，在初唐四杰身上，也程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