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参与性与社会性别的结合.pdfVIP

赋权:参与性与社会性别的结合 ① ——社会性别与预防拐卖的社区参与性行动研究 童吉渝 参与性发展理论产生于社区发展又不同于社区发展，它是从社区层次展开井 伴随着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发展方式的反思。参与性发展的核心是赋权，即对参与 和决策发展援助活动的全过程的权力的再分配，也就是增加社区弱势人群(或社会 边缘化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在发展活动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参与性发展的途径 是让目标群体全面地参加到发展项目和活动的规划、实施和检测与评价中去，充 分考虑目标人群的观点、看法和需求。而社会性别作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兴起的一 个崭新概念，是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其背后蕴涵了两 性的权利关系及其对两性的不同限制，社会性别制度是导致两性在教育及社会参 与、经济参与和两性权利关系等方面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社会性别与发展的 策略，就是赋权妇女的策略。从参与性发展和社会性别的理论范畴，我们看到了 参与性与社会性别在赋权社会边缘群体(包括妇女儿童)方面的契合点，为了探索 这一结合的实践意义及实践效应，我们在社区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中做了相 关的研究和探索。 一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拐卖人口已成为世界上进展最快、最有利可图的犯 罪行业之一，其年利润约170亿美元，是继毒品、军火之后，大量有组织犯罪涉 足的领域。据有关调查资料分析，仅湄公河流域一年就有约10万人被拐卖，其中 多数为妇女儿童。云南省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多民族、多山区、多贫困地区) 和地理环境(位于湄公河上游，与老挝、越南、缅甸接壤，边境线达4060千米)， 是此类案件的高发区，妇女和儿童以被拐出为主，流向国内、国外都有。从 20 世纪80年代以来，妇女儿童被拐骗和买卖现象呈上升趋势，平均每年有上千名妇 女儿童被拐卖到省外、国外。中国政府及各级公安、检察、审判、司法等部门， 近年来加大打击对妇女儿童的拐卖犯罪。特别是1999-2000年全国范围的打拐 专项斗争，云南省各级公安 部门共破获拐卖人口案件3900件，解救被拐妇女儿 童八千多人，一批罪行严重的人贩子被处以死刑、无期或有期徒刑。同时，云南 省加强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及周边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的合作， 共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先后解救被拐卖出境的妇女儿童一百五十多人 ② 。 ①本文所引用项目资料及案例系本人参与的英国救助儿童会在云南开展的多部门合作社区 预防妇女儿童被拐卖项目，个别拐卖案例引自国际劳工云南省反对拐卖妇女儿童项目。特 此申明并致谢。 ②参见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妇儿工委办公室: 《云南的社会进步——九十年代云南妇女儿童 发展》 虽然地方政府、公安部门近年来加大了打拐力度，但云南省拐卖妇女儿童 现象仍在各地发生并逐渐增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1.涉案区域不断扩大，拐卖呈上升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云南只有几个地、州、市有拐卖案，其 中受害较为严重 的有文山、昭通、红河、怒江以及临沧、思茅等地。现在，几乎每个地、州、市 都有此类犯罪。边境、贫困地区作为重点区域发案率仍居高不下;涉案区域扩大， 既有跨省区作案，也有跨国拐卖，以拐出为主。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大致分为两个 流向:一是流入内地与沿海的江苏、浙江、山东、山西、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一是被拐出境，流入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云南省昭通地区， 1994-1996年，每年被拐卖妇女儿童近四百余名，1996－2000年上半年，被拐妇 女儿童达五千多人，每年约八百余名。云南文山地区的西畴县、广南县、麻栗坡 县不仅有妇女被拐骗，还分别有买卖婴幼儿的批发市场，与拐入地形成相应的 贩卖网络。 2.犯罪日益向组织化、集团化、专业化发展，手段越来越凶残、隐蔽、复杂 很多犯罪团伙以家族、宗族为纽带，且日趋严密，在拐骗、中转、藏匿、贩 卖中形成有组织的犯罪，并向职业化、集团化、专业化发展。这种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