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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绝不用武力及暴动” 在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后，3月30日，蒋在上海接见外国记者，德国记者问其对于收回租界，拟取何种办法，蒋答：“当用和平方法，政治手续，绝非用武力解决者。”31日，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团，部分问答如下：问：“对于南京事件，总司令能负完全责任乎？”答：“能。”问：“既负责任，将采如何方法？”答：“须待调查之结果再定。”问：“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之事，总司令能保障乎？”答：“能。”下午，又在总司令部邀请英美日法等国记者谈话。在谈话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外兵外舰撤出中国等问题。他一方面表示对外侨在南京事件中的损失完全负责，待调查清楚后必给予满意之解决；另一方面，对英美未经任何交涉即实施炮击表示抗议，对某些西报记者不负责任的报道表示不满。蒋说，他在来上海途中，见到外国军舰及兵士甚多，尤其是租界内，有如临大敌、紧张备战之势，很受刺激，租界本来是我国领土，租界当局这样做，势必加剧紧张局势，故对租界当局不得不提出警告。“若各国仍用十九世纪之政策，采用军舰兵队之武力对付中国，不但不能有益于租界及侨民之生命财产，而反有害。因现在之中国，与十九世纪时之中国不同之故也。我国民革命军所过之地，各友邦均可不必派兵，因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生命财产，负完全保护责任。……我国民革命军对于各种武力及示威行动，毫不恐惧。”并就外交问题发表两点非正式声明：一、取消不平等条约及收回租界，绝不用武力及暴动，当由中央政府采用外交正当手续办理，各国侨民不必恐惧；二、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求国际地位之平等，各国如能谅解此点，自动取消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自当认为友邦。即以前以不平等待我者，只求其能变更以前之主张，亦可和好亲善。租界当局现在的做法，及一些外资工厂拒绝工人复工，民众甚为愤激，如不改变做法，将来发生暴动，应由租界当局负全部责任。国民革命军有责任保护租界中的华人，但又不能通过租界，是不合情理的。“总之，外兵外舰一日不撤退，国民革命军对于外侨之生命财产，一日不担保。甚望各友邦从速改变方针，俾得彼此早日修好。”24不过，一个读者容易发现的情况是，蒋介石发表这类反帝、爱国、维护主权的言论，一般是在公开演讲、宣言、公开会见外国记者的情况下，而与私下会晤的言论有所不同，但就其一生的立场和言行看，应当还是反映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 蒋承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不树敌过多，宣称不以暴力方式改变租界现状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含有对列强妥协的成分，与国民革命阵营内激进派的主张和做法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尤其在后期，他在外交方面的我行我素，对政府和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如果撇开党派、政见的分歧，从单纯北伐作战的策略和利害而言，作为北伐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这样处理，对于顺利推进北伐军事，集中有限的力量打倒国内的北洋军阀，还是有利的、必要的。问题在于，这时蒋以个人的意志支配国民革命、日益站到联俄联共政策的对立面、以血腥暴力方式对付左翼和工农民众的行为与他在外交方面并非完全错误的做法交织在一起，他对外策略合理的成分与迎合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防止中国“赤化”的一面纠缠重叠，而使人们很难从中剥离出来。 四、对日联络，有所期待 据1927年8月17日日本首相田中的一份谈话，蒋介石别有怀抱，暗中与日联络的动作是比较早的，谈话称：“蒋于广东起事之际，即派使者前来致意声称：不久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尚祈关照。”25 1926年11月，日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1926年12月，币原外相派其亲信、外务省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南下，到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访问国民党要人，12月中，在武汉见陈友仁。经黄郛介绍，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26 1926年底，日本陆相宇垣一成派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黄郛通过张群，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与蒋介石会见，宇垣交待铃木的使命是“中国如果和共产党携起手来进行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你去游说蒋介石，让他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对铃木表示：“为了保全东亚，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要的。”“我到南京后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27 1927年1月20日，吴铁城代表蒋介石秘密赴日，交涉中日间政治问题，“向币原外相担保中国人永不反日”28。 1927年1月25日，蒋在庐山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千太郎，会晤后，江户也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保证承认和如期偿还外国借款，及充分保护外国投资的企业。29 1927年1月26、27日，蒋介石在庐山与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他留日时的老师小室敬二郎会见，据日本学者臼井胜美的书中披露，谈话中涉及许多重要问题，如对英、对苏俄、对收回租界的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