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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视角下的钟肇政文学作品 赖一郎 摘要：钟肇政文学创作从朴实的写实起步，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自传为主要内容，沉溺于自 我。后来采用书信体和妇女、儿童等视角，为叙述视角的转换奠定基础。经过近十年的练笔， 钟肇政已能一身化作千万身，《鲁冰花》以郭云天等正方人物为视角，实现自然流转。《鲁冰 花》是一曲“童真”的悼亡曲!而作为功利的代表，林长寿之恶很大成分上是仇富心理的想 像。其结局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以灰暗的悲为底色，在这层底色上透露些许的亮 色。作品不甚浓重的悲剧的氛围与其轻快的叙述节奏也有关联。叙述视角的自然流转，针脚 细密，使整部小说如一幅由散点透视法构成的中国画长卷，实现无缝连接。钟肇政勇于艺术 探索，善于深入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水母娘》等早期作品己善于表现人生的悲苦。作为 乡土文学的中流砥柱，他自觉地向现代文学借鉴，使其叙述视角内化、深化，从而留下一批 颇有意味的作品和宝贵的艺术经验。钟肇政1970年代之后的作品，很多不再作单线叙述， 而是把两条线索粘连在一起，过去与现在相互激荡、推进直至生成高潮，营造唯美的意境。 纵观钟肇政的作品，其叙述技巧有个不断成熟，不断探索，不断扬弃的过程，不断地创新使 他的创作持续地散发诱人的魅力。 关键词：钟肇政文学作品：叙述视角；单一视角；散点透视法：聚焦透视法；复调叙述： 悲剧：意境 黎湘萍曾适度引用华莱士·马丁“只要关于小说的讨论仍然特别强调主题与内容，而无 视当时在文学批评和美学中非常重要的形式问题，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就仍然是一个不能升堂 入室的文类”1这句话，指出技巧上的变化与观念上的变革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梳爬了 台湾文学史上叙事视角的三次变化：第一次是日据时期，以赖和为代表的大部分作家都偏爱 全知全觉视角，叙述者既当旁观者又做批判者，在叙述中做鲜明的道德选择；第二次叙述模 式是以王文兴为代表的内向叙述与有限观点的运用，作家限制了自己的视点和主观判断，而 借助叙述者或主人公的眼睛去看他所能看到的经验领域，其重要特征是关注面临外部威压下 的内心冲突。第三次是1980年代之后以张大春为代表的实验小说或“元小说”(mefafiction， 或译“后设小说”)，写小说的过程成了小说所表现的对象之一，小说成了实施现代“民主制” 的先进领域：既要逃避语言权威的压制，也不使读者屈从自己的话语。2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框架来考察钟肇政叙述视角的变迁。钟肇政没有理论著作，仅有若干带有很强感性色彩的短 论，这说明论说是他的弱项；他没有诗歌作品，仅在小说中根据情节需要插入几处民歌，这 说明抒情也是他的弱项。钟肇政的作品总字数超过两千万，其中绝大部分是叙述性文字，叙 述是他的强项。然而，关于钟肇政的叙述学研究很少，没有专门的硕士论文，就我所见也没 188 有完整的单篇论文。详细考察钟肇政长达一个甲子的写作历程，可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 清楚地看到其叙述技巧发生、发展直至成熟的过程。 一、单一视角的顺叙：从沉溺于自我之中逐步蜕变 钟肇政文学创作是从朴实的写实起步，处女作《婚后》(《自由谈》，1951年)就是平平 实实地从自己身上的故事写起。自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钟肇政写作的主要内容，如《浊流》 三部曲(《中央日报》副刊、《文坛》，1960-1965年)、《初恋》(《今日世界》，1963年10月)、 《八角塔下》(《文坛》，1967年)、《大肚山风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青春行》 (《台湾日报》副刊，1971年8月27日至1972年1月11日)，其中大部分为长篇小说。自 传性作品的长处在于能够周详深入地剖析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缺陷在于视角单一，且大多采 用顺叙，因而剪裁不够灵活，容易趋于冗长沉闷，变成絮絮叨叨，让人不胜其烦。叶石涛说： “我以为在小说里，写自己是‘旁门左道’，我很讨厌在小说里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看到 自传式的小说，不是叫我作呕，就是叫我觉得这作家黔驴技穷了。”3作为钟肇政的好朋友， 叶石涛这话即使不是针对钟肇政，但也主要是对钟肇政痛下针砭，是苦口良心的诤言。“顺 叙最易拖沓，必言简而意尽乃佳。”4钟肇政自传性作品的弊端在于意尽则尽矣，其言甚繁。 何欣在分析《浊流》的主人公陆志龙的形象时，把他拆分为行动者和批判者二身，“行动者 陆志龙每逢做过一件事或做一个什么决定之后，批判者陆志龙便站出来，说出一番道理以为 这些行动辩护，或是予以批判，这些都是近乎内心独语的自我表白。陆志龙对自己的批评常 常是今天的陆志龙回头看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