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古物南迁与西迁及其影响.docVIP

国宝大迁徙：民族文化遗产保卫战（铭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战时期的古物南迁与西迁及其影响段勇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02日 ? 12 版） 　　国宝大迁徙路线图。 　　文物集结待运。 　　西迁南路民众帮助推车。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队的进退、民众的流离外，我国众多政府机构、文化机构、工厂企业、大中院校等都进行过战略转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同样背景下发生的“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为保护百万国宝，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10余个省市，前后历时15年，堪称这部波澜壮阔的大迁移史诗中的宏伟篇章。 　　国难当头国宝魂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1932年7月又进犯热河，窥伺华北，古都北平（即北京）面临动荡险恶的局势。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率先提议“古物南迁”并开始挑选、装箱，不料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争议，反对南迁的意见一度压倒支持南迁的意见。 　　反对者认为，古物南迁是重古物轻人民、重古物轻国土，会动摇民心与士气，只需就地修建地下库房即可保古物无虞。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他发起组织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誓与国宝共存亡。 　　更多的人对古物南迁怀有各种疑虑。例如胡适就对南迁何处是安静之所感到茫然，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战火威胁下的古物安全。鲁迅则针对社会上有舆论责难华北高校南下请愿和逃难回家的学生，发出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嘲讽。即使是故宫博物院内部，对是否南迁亦存在争议，如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初即不赞成古物迁徙。此外，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机构也纷纷通电，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 　　支持古物南迁的人士认为，北平长期作为中国的首都，这里积聚的古物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国土丢失可以再收复，而国宝如果被毁则损失无法挽回。中国在这方面有过惨痛的历史教训：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大肆抢劫了当时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里的无数珍宝，并野蛮烧毁了整个园林，写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页。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而且对紫禁城、西苑、景山、颐和园、天坛、东陵等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劫掠，再次造成了中国皇家珍宝的散失。正是由于有这两次前车之鉴，当北平再一次面临外敌压境时，古物南迁最终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见，国民政府批准了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机构馆藏古物南迁的计划，而反对南迁的不少人士，如胡适、吴瀛、马彦祥等，后来也参与到了国宝大迁徙的行动中。 　　悲壮南迁西往情 　　1933年1月，日本军队攻击长城各关口并突破榆关（即山海关），北平已处于迫在眉睫的战火威胁之下。因此，故宫博物院紧急呈请行政院并获准立即启动南迁计划，但由于反对南迁的势力联络搬运工会抵制，使原计划1月31日开始的古物南迁被迫推迟。 　　2月5日晚，北平戒严，反对南迁的代表人物被拘禁，第一批南迁文物被运到前门西站装上专列。车上除了吴瀛带队的故宫押运人员外，还有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宪兵与警察。次日凌晨，专列秘密启程，为了避开驻有日军的天津、济南等地，不得不舍弃了由北到南最快捷的京沪线，绕道平汉线先向西南进发，后由陇海线由西往东，再经津浦线回到京沪线，沿线均有当地军警警戒。首批南迁古物的文献档案存行政院大礼堂，其他古物运往上海法租界的仁济医院仓库暂存。 　　从1933年2月5日到5月23日之间，共从北京往上海运送了5批古物。从第二批起，南迁古物中还包括了古物陈列所、中研院史语所、颐和园、国子监、先农坛和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等机构的古物和档案。这五批南迁古物的总数为19816箱余72包15件13扎，其中文献档案约有45万件，图书古籍约有30万件，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共约30万件。1936年12月，大部分南迁古物正式迁入专门在南京朝天宫新建的文物库房收藏。库房为钢筋水泥建筑加山洞，密闭式结构，还装备了空气调节设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库房之一。可见，古物南迁不是单纯的抢运珍宝，而是一次民族文化的抢救行动。 　　在南迁的过程中还发生了所谓的“易培基盗宝案”。古物南迁之前，故宫博物院报行政院备案后曾陆续“处分无关文史物品”，将一些当时认为不具备文物价值的茶叶、绸缎、皮货及部分金银器等变价处理，南迁工作的部分经费即来源于此。不料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疑虑，有人因此控告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擅自盗卖古物，涉嫌违法。南迁古物运抵上海后进行开箱检查，发现其中混杂有一些假古董，有人因此更是怀疑易培基等人借南迁之机以假换真。最终，易培基黯然辞职，不久含恨病逝，由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今日来看，处分“无关文史物品”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