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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兰德、朱汉东与陈杰操纵市场案分析 基本案情 当事人：武汉新兰德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兰德），是一家具备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公司。 朱汉东，时任武汉新兰德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杰：时为武汉新兰德签约客户。 证监会调查发现：2006 年11 月，武汉新兰德与陈杰签订咨询服务协议，陈杰按照武汉 新兰德提供的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水准并结合实际收益，向武汉新兰德不定期支付咨询费用， 咨询费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2007 年1 月1 日至4 月26 日期间，武汉新兰德与陈杰采取 特定的合作模式，即朱汉东先向陈杰提供市场热点板块股票投资组合，陈杰使用“邢康”账 户买入相关个股，之后朱汉东通过“金融界”网站向市场公开推荐陈杰事先已买入的相关个 股，对该个股走势进行公开评价和预测，陈杰则在公开推荐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卖出该个股。 在此期间，陈杰共买卖“东风汽车”、“首钢股份”、“西藏发展”、“广东甘化”等股票37 次， 1 非法获利5385 万余元，而武汉新兰德收取陈杰的咨询服务费735 万元。 法律分析 一、 当事人是否存在合谋 武汉新兰德与陈杰是否合谋实施了前述行为，将直接影响到对当事人行为性质的认定。 本案在听证过程中，武汉新兰德、朱汉东及陈杰一致否认武汉新兰德与朱汉东本人知晓陈杰 股票交易的具体情况，并认为双方不构成共同违法。但中国证监会认为，武汉新兰德与陈杰 合谋并由朱汉东、陈杰具体实施了操纵证券市场的不法行为，武汉新兰德、陈杰共同构成操 纵行为主体，时任武汉新兰德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朱汉东是直接责任人。 诚然，要直接证明当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十分困难，但根据本案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可 以推定武汉新兰德与陈杰具有合谋实施违法行为的故意。 其一，武汉新兰德与陈杰之间存在特殊的利益纽带，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武汉新兰德的 一般客户服务模式为将会员分为不同等级，向其每季度3000 元到10 万元不等的固定会费。 武汉新兰德与陈杰之间的服务模式显然与此不同，武汉新兰德向陈杰提供的是一对一的定向 服务，陈杰视武汉新兰德服务的水准并结合其实际收益，不定期、不定额地支付咨询费用， 上不封底、下不保底。双方并未约定具体的付费标准，通常是陈杰依据收益情况，不定期向 武汉新兰德支付额度不等的费用。可见，陈杰能否获得超额收益，将直接决定武汉新兰德咨 询费用的高低，武汉新兰德与陈杰建立了共荣共损的紧密关系，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事实上， 1 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武汉新兰德、朱汉东、陈杰）》（[2008]44 号）。 武汉新兰德从陈杰处获得的咨询费用共计 1231 万元，其中2005 年3 月至2006 年 12 月只 有496.4 万元，2007 年1 月至5 月则高达735 万元。比较可见，2007 年月度咨询费收入较 前期收入的增幅高达500%，而这与双方采取特定合作模式赚取高额利益的期间恰好重合。 由此可推知，武汉新兰德与陈杰之间存在合谋行为的必要条件，二者对通过特定合作模式获 取高额收益在主观意思上具有一致性。 其二，朱汉东向陈杰推荐的是股票组合，一般有一到五只股票，但在向社会公开推荐时， 朱汉东推荐的一定是陈杰已经买入的那只股票。朱汉东对向陈杰推荐的股票投资组合的价格 走势以及成交量等进行了关注，只有在个股交易放量的情况下才作出公开推荐。尽管朱汉东 否认其对陈杰的股票交易知情，但从对朱汉东职业经验及其收费方式分析，应当认为朱汉东 是比较清楚陈杰的交易习惯的，甚至不排除朱汉东知晓陈杰交易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陈 杰连续买入个股的最后时点与朱汉东公开推荐的日期全部重合，且买入的个股数量通常较大， 2 陈杰的交易记录与朱汉东的公开推荐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尽管当天大量买入相关个股 的行为并不罕见，但100%同步且连续、大量地买入朱汉东即将推荐的个股的发生概率微乎 其微。尽管陈杰表示武汉新兰德不掌握他个人投资的情况，他没有受到别人的影响，但从其 交易行为和习惯分析，既然他能做到 100%的同步连续、大量地买入武汉新兰德即将要公开 推荐的个股，且无论盈亏或大盘的走势如何，一旦武汉新兰德公开推荐，便立即进行反向操 作，100%对相关个股进行平仓，那么从逻辑上讲，要娴熟地完成精准、高频率且大资金量 的操作，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陈杰知晓武汉新兰德即将公开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