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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人口变化的特点及影响 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共教学部　焦兴青　杨　富 随着近年来史学界对辽河流域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辽河流域考古成果的日益丰富, 辽河流域对推动中 国历史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多 数研究限于政权发展、同中原地区的关系、少数民族迁徙融合等方面, 对该时期辽河流域经济开发的研究不够 深入。辽河流域原始农业出现比较早, 在秦汉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衣保中先生在《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 历史线索》(《中国农史》, 1994 年第 1期)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各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特别是辽河流域)农业发展 的情况,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的农业发展, 衣保中先生认为该时期是东北传统农业曲折发展时期。而 郑川水、冯季昌在《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历史地理》, 第十辑)一文中则提出魏晋南北 朝时期“辽河流域两翼农业开发区”的提法, 认为“辽河流域东境”也有明显进步, 这使我们对该时期辽河流域 的发展状况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黎虎先生所撰写的《六朝时期江左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1989 第5 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 1991第 1 期), 及马志冰《魏 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区间的贸易联系及其交通路线》(《北朝研究》, 1990 第 3 期)等几篇文章对该时期辽河流域 的贸易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也间接论述了地区间贸易发展对辽河流域开发所起的巨大作用。虽然学界对魏 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的发展给予了肯定, 但都没有对促进辽河流域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行深入的剖析, 只是 简单提到了生产工具的进步、人口的流动、发展经济的措施等。 笔者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发展状况进行了系列研究, 先后发表了《十六国时期辽西经济中心的 形成与发展》(《许昌学院学报》2007 年第5 期)、《 孙氏政权下辽东经济中心的发展与衰落》(《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6 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辽河流域农业发展水平初探》(《农业考古》2009 年第4 期) 等成果, 提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辽河流域全面开发期的观点。在此研究基础上, 本文对影响辽河流域发展 的人口这一重要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由此得出人口的流动迁徙是推动了该时期辽河流域发展关键因 素和重要载体的结论。 一、人口变化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政权更替频繁、气候趋于寒冷, 这些因素促使人口的流动空前频繁, 人口流动 的地域也空前广阔。在中原地区的人口不断向长江流域、西北地区和东北辽河流域迁移的同时, 北方的少数 民族人口也不断向南迁移, 由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大流动局面。辽河流域受此大环境的影响, 其 人口变化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人口数量波动幅度大 东汉末年中原政局动荡, 辽河地区相对安定, 中原流民开始不断向辽河流域迁移。 孙氏政权控制辽东 地区时, 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中原流民和士人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实力。如北海管宁“天下大乱, 闻 孙度令行于 海外, 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1)(管宁传,P354)此外还有国渊、刘政、太史慈等世家人物及流民不断迁徙 到辽东, 在 孙氏政权统治期间, 辽河流域的人口迎来了第一次高峰。曹魏大军征伐 孙氏时, “渊遣将军卑 衍、杨祚等步骑数万屯辽隧, 围堑二十余里。”(1)(孙渊传,P254) 孙渊能够迅速调动起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队, 是有 很大的人口基数为支撑的。司马懿击败 孙渊后“收户四万, 口三十余万。”(2)(宣帝纪,P12)可见仅以襄平为中心 50 的辽东地区人口就已经达到“三十余万”。随着 孙氏政权的灭亡, 曹魏统治的中原地区的日益安定, 许多迁 居辽河流域的中原人口又纷纷迁回中原地区。青龙四年“夏六月, 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 以故纵城 为新沓县以居徙民。”(1)(少帝纪,P118)正始元年“丙戌, 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 规齐郡之西安、临 、昌国县 界为新汶、南丰县, 以居流民。”(1)(少帝纪,P119)曹魏政权以侨置郡县的措施来安置由辽东迁徙而来的流民, 足见 迁回的原中原地区的人口数量巨大, 否则是不会采取侨置郡县这种安置移民的方式, 也反映出西晋统一后辽 河流域的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 十六国时期辽河流域的人口数量又开始上升, 并在前燕时达到了最高峰。从西晋初年开始, 慕容 占据 昌黎郡以来, 慕容鲜卑政权东征西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