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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苏联转型 　　摘要：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十余年来，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一直是个热点。本文试图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探析除政治、经济、国际环境等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在苏联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其对苏联转型表现出来的“变革激烈”与“参与冷漠”并存等特征的影响，从中总结社会建设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苏联；转型；社会建设 　　苏联的解体及社会转型是20世纪末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关于其解体的原因，理论界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发展、西方和平演变、苏共党的建设及官僚阶层的背离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西方学者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市民社会的兴起是苏东转型的内在原因，按照其理论，威权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即会产生由经济和知识水平较高的中产阶级组成的市民社会，自然要求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参与需求，从而向政治国家发出挑战，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从而颠覆了威权国家。这种理论在韩国、中国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有相当的解释力，甚至在解释东欧转型（例如波兰团结工会兴起等）方面也具一定解释力。但是，在解释苏联转型的时候，就显现出一定的局限，与韩国、中国台湾民主化转型不同的是，苏联社会转型的基础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动力并不来自于社会基层，实质上，转型的动力来自于由于老人政治导致的升迁渠道堵塞而引起的上层官僚集团的利益转向。[1]对于苏联社会层面，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们有没有或者为什么推动苏联解体，而是在苏联解体过程中，他们为什么被政客所利用，成为伪造民意的工具，在转型后，他们为什么没有从转型中获得应得的利益，从而又陷入政治冷漠之中。出现这种局面，无疑是苏联社会建设失败的表现，而产生这些表现的原因，又得从苏联社会经济结构等各方面进行探讨。 　　一、苏联转型中的社会因素及社会建设的失败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苏联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高度统一，呈现出“超强国家――极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全能的苏联国家政权几乎包揽了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高度集权的国家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自治的社会完全让位于体制化的国家，形成了命令体制的计划经济。当然，对于一个发展滞后且处于工业起步阶段的国家，在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时候，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自然显现出极大的优越性，对于国家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基础的奠定起到了关键作用。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就是很好的证明，很多后发展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都相继采用了这种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初期国家发展的迅速飞跃。然而，这种体制毕竟是在牺牲社会自治并一定程度忽视社会建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全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是多方面的，由此造成的损害也不可忽视，以至于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之后，当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再能够发挥其优势而被迫转型的时期，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来帮助政治国家平稳地（而非激烈、震荡地）实现过渡，在转型后又不能有效实现民主化，从而陷入寡头政治和民众的政治冷漠之中。在斯大林之后的几次改革尝试中，苏联领导人始终没有能够适度地进行社会建设、开发社会资源，社会建设的长期被忽视导致了苏联社会的不成熟，从而抵御震荡的能力低下，与韩国、中国台湾的民主化历程相比，其振荡的激烈程度和民主的实现程度都说明了其社会的抗风险能力不足和社会建设的失败。 　　（一）社会公正的消减和特权阶层的滋长 　　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基石。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是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依据， 是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准则， 也是制定社会政策的基本依据。[1]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苏联社会自然秉承公平的社会价值，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苏联社会也更加关注社会分配的公平。但是，自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期开始，苏联官僚的特权化倾向就日益严重，各种消费特权逐渐滋长，并形成了一个远离普通民众的特权阶层。公正的社会价值与现实中特权的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就导致了社会公正在苏联社会中消减，社会公正是一个现代社会稳定的基石，尤其是对于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中的社会公正更加重要。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种社会公正的消减并不是基于私有产权而自然形成的贫富差距，而是基于国家权力形成的特权，并且带有其特定的身份象征，其公正性的消减就更加扩大了普通民众与官僚集团的距离，从而更加降低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造成国家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剥离和疏远。与韩国、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转型相比，苏联这种基于权力和身份制度而产生的国家与社会的疏远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力量来填补这种真空，从而造成了在联盟解体的时候及之后一段时期，苏联社会显现出茫然和无措，“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