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1.docVIP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史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构成并不能左右它的性质，相反，构成它的那些成分以及构成本身的性质却是决定于史学在特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和角色。于是，即使这些成分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史学作为整体的性质也能不为所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欧洲史学的性质在根本上始终是认知性（cognitive）的，而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normative）和公立性（publicly authorized）却依然故我。 　　1． 　　一般说来研究历史编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理论反思与术语分析，另一种则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探讨。其中，前者是立足于所谓的“历史哲学”的传统，在当代它则是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研究路线有很强的抽象性，因此也总是与理论上的争论相伴随。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一研究路线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传统，“理论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也是“跨文化的”。 　　17世纪始自欧洲的科学革命后，人们开始认为（西方）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于文化的。而随着西方科学在全世界被普遍地介绍和接受，西方知识也在总体上被普遍地接受了。并且，假如我们把史学史视为科学社会史的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史学革命是发生在自然科学革命的两个世纪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源自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与大学的产生相结合，从而孕育了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些西方史学方法也传播到了非西方文化地区。全世界的国家开始运用这些方法来把它们的过去书写成历史。[1]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史学也自此转向了西方式的史学。 　　19世纪传遍全球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首先是史学技巧。事实上，在把西方史学方法传播到亚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书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而它与其说是一本哲学或理论书不如说是一本讨论史学研究技巧的书[2]。令东亚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第二章“历史研究的范围”和第三章“历史研究的步骤”。例如，坪井九马三和梁启超就分别把伯恩海姆这一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学说引入到日本和中国，并且实际上大量采用了它们，把它们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结合了起来[3]。在日本，伯恩海姆著作所倡导的方法一直被广泛应用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了社会历史学。 　　然而，在东亚，早在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即中国的刘知己作于708年的《史通》。遗憾的是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4]，这一著作却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什么人们会忽略了它呢？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拉·波普里尼(La Popeliniere)和刘知己进行比较。并且当我对比他们时，我实际上觉得刘知己的《史通》比波普里尼的《带有完美观念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 acec l’idee del’Histoire accomplie (paris,1599)）的理论意味更浓些。体现在，拉·波普里尼讨论客观性是通过论述胡格诺教徒与旧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西方特定的史实来展开的。相形而言，刘知己的论述则更具有普遍性，因为他的着眼点是历史学家真实的内心。比如，刘知己对“客观性”论述是通过“品藻”“直书”“曲笔”“鉴识”等来展开的。[5]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揭示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文化限定了理论。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刘知己的《史通》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刘知己史学思想中的那些“普遍原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中式史学中的东亚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些“普遍原理”实际上还是受限于时空。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自己不可能超越我们的地理特性与历史特性的限制。“地理特性”，在刘知己这个例子里，指的是他的历史语言本身是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特性”指的则是产生了《史通》的那个世界系统早已成为过去。[6]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传遍了全世界的“西方系统”是一个政治、文化、社会、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整合体，而西方史学是作为这个整合体的一部分传播开来的。因此，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世界各地重建它们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一件必然的工作。这种重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就是战后关于“封建体制”的争论在日本和中国都进行得如火如荼[7]。这种从东亚视角向西方世界视角的转变并不总是顺利的。有许多这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其中有些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当前。因此，为了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我们最终必须通过文化人类学的途径。 　　2． 　　为了对比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