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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教育方针；素质结构；现代国民 ? 一、、 “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1]教育直接体现的是对现实政治的适应。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公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其所要培养的是合乎封建社会要求的心存君臣、崇礼尊孔的臣民，在个体素质上所附加的“尚公、尚武、尚实”的要求则顺应了清末社会的需要。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改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教育宗旨，但这一具有理想性色彩的教育宗旨因缺乏实现空间而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1927年国民党政府则提出党化教育方针，定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并具体规定实施此方针的14条原则。这一教育方针过于政治化，随着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曲解，它在其后的推行中遭到了广泛的抵制。 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58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教育方针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教育发展的基调。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一方针虽然带有一定的过渡色彩，但却在我国恢复和发展教育时期起着拨乱反正的作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是以法律的形式首次将“全面发展”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体现了国家对个体素质培养的深刻认识。 1995年颁布和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5条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教育方针仍是着眼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只是由原来的强调政治扩展为政治、经济合一，由单一的政治要求走向多维的现实要求。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这一教育方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新特点：一是把“为人民服务”纳入教育方针，意味着教育的转向和目标的扩展，不仅仅是从政治和经济出发，“人民”本身也成了国家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二是在个体素质上增加了“美”，审美品质的提出是教育功能的扩展，即教育不仅仅是对外在的适应，还要促进个体自身的审美愉悦，这也是新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具体化；三是增加了“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现代青少年要有开阔的社会视野，社会实践品质的深化乃是全球性的教育要求。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教育方针。报告明确提出“育人为本”，无疑是对教育本真性追求的积极回应；重新提出“实施素质教育”，是对新时期教育成功经验的继承与发扬；保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乃是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一教育核心目标的进一步肯定。 从我国教育方针的大致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我国的教育方针正从专注于现实性，逐渐向现实性与理想性融合转变，育人为本、服务人民的理念，越来越成为新时期国家的教育追求，成为我们拟定新时期教育方针的核心原则。教育不仅要适应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要具有适当的超前性，立足未来社会的需要培养人才，这是教育的双重功能。当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越来越关注人的生存质量、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时，教育就需要更多地考虑其对现实的必要的引导与超越功能。积极探寻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成为我们拟定教育方针的出发点。 正因为如此，立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当前我国甄定教育方针的基本出发点，提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传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法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在伦理上突出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而且这种要求本身就包含在前一个命题之中。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为人民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良教育的需求，乃是新时期教育方针的另一要义。把“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教育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寻求社会适应与个体发展的统一，乃是新时期教育方针的基本精神，它指明了我国教育的基本性质与方向。 二、立人与立国的统一：新时期教育方针的内在理路 我国教育方针逐渐回到教育本身、回到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