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性的根源—圈地运动的一段历史.docVIP

无根性的根源——圈地运动的一段历史 作者：克莱尔·乔伊 这是对一段历史的背景介绍，这段历史布下的阴霾仍至今仍影响着粮食种植者和农民。这也是关于英国历史上某个篇章的介绍，与其他历史事件相比，这一章的真相曾一直被人们掩盖。 Organiclea（伦敦郊区利亚河谷中的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工人曾在伦敦东部的粮食生产中辛勤耕耘，并与这段历史不期而遇。这也是整个社会的一段历史，作为粮食增产推动者和社区工作者，我们听闻了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无数故事。有些人能够察觉到历史在现今的景观、人群、粮食系统和日常工作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希望与这些人及更多的外国人一起分享这些故事 对这段历史认识的越深刻，我们就越会感到集体劳作的重要意义，也就越能体会将这种劳作看成一种运动的特殊意涵。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它能激发粮食种植者和农民的意识，并引发了他们对长期战略的思考和解答，即在建立新兴集体的尝试中，“为什么需要一个政治宣言”。 对这段历史讲述过程有两条主线。首先是对关键历史主题的论述，也即对英国长达500年的土地私有化过程的简述。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其次是对伴随这一过程中而来的各种挣扎和抵抗行为的深刻洞悉。 谈论土地所有权是对农村封建所有制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及国家严苛法规的莫大挑战。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土地集中化水平——英国1%最富有的人拥有了这个国家三分之四的土地。我们生活在一个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土地被少数人掌控，这种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出现（也许沙皇俄国除外）。 职业构成——75%的英国人靠粮食为生，但却只有1%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英国的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 影响——特权与贫困的沟壑。我们独一无二且根深蒂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对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保留了一个特权阶层及许多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的阶层。这是一种被法律法规保障实施的制度。 接下来要讲的这两个故事描绘了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土地严重分化的社会影响。 两个世界：无产者和地主 1981年5月，32岁的失业者戴夫·巴蒂从赫尔市来到议会门前。他想要给总理带一封口信，请他关注一下最近的失业问题。 巴蒂先生曾经是一位农场雇佣工，也当过一段时间的货车司机，但是现在他已经失业了。当他在下议院中央大厅等待的时候，他默默嘀咕道：“我最大的愿望是拥有十英亩的土地。如果能实现的话，我就会愉快的离开这儿，再也不会为工作问题打扰任何人。”然而，巴蒂先生靠自己的能力在英国得到十英亩土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在1981年这块地将会花掉他17000英镑。而且没有一家银行会贷给他这么多钱……即使他曾经有过工作，仅靠农场雇佣工的微薄工资（1981年每周工作46小时的年薪为5000英镑），他也很难积攒下来这么一大笔钱。 1984年8月，西蒙·乔治·斯朱安威斯·莫里森出生了。西蒙的妈妈拥有诺丁汉郡3000英亩的房产、多塞特郡1500英亩土地和伦敦的巨额资产，而小西蒙是她的法定继承人。虽然他没有经过任何努力，但是可以预见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小精英，他会像专制的诺曼底贵族那样执掌着大不列颠乡村的广袤土地。西蒙的好运对戴夫·巴蒂来说却是厄运。那么土地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这一事实，对于全体英国人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随着社会不公的危机和工作环境混乱的状态日益严重，诸如Organiclea等粮食增产促进组织逐渐意识到，是500年来的私有化进程加剧了这片土地的不平等，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无论付出什么行动，如果不触及土地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深入问题的核心。正如一位极力呼吁土地所有权的人士西蒙·菲尔列所言：“在今天，即使人们没有参与土地问题的基础工作及政策制定，也没有从事环境政策的决策，他们也无法忽视过去几百年来我们国内的社会冲突——圈地运动。” 十四到十七世纪：圈地运动的缓慢开端 虽然在圈地运动之前英国的土地制度也并未呈现出任何平等的画面，但是这一事件确实开启了土地集中化的决定性过程。从那时候起，中世纪农民与他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渐行渐远。那样的生活方式意味着生存总是容易受到无常气候和作物疾病的威胁，也意味着一种绝对固化的社会结构。 “……英国人的灾难源于诺曼征服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声明……”（引自科林·沃德，《土地的所属权》，2002年版。） 那时候的英国处于封建关系的统治之下，采邑领主拥有土地。在这样的绝对等级制度下，靠土地为生的农民处在一种“主从关系”之中，他们对土地拥有使用权，如种植粮食、砍伐树木、放牧牲畜和建造房舍。这种农民劳作机制的核心是开放的耕作制度，即一个典型的共同财产模型。简单来说就是用他们自己的狭长土地将不同的家庭分割开来，这些土地能够用于种植或放牧，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或放弃。同时土地相邻的家庭共享耕牛、农具和生产计划。 在每个村庄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