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刊稿我们与他们关于社区内部分隔的观察与思考(NW).docVIP

我们与他们:关于社区内部分隔的观察与思考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赖金良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对杭州市NW镇若干社区（或村庄）的实地观察和调查访谈，分别从两个层面描述了社区内部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分隔，进而探讨了导致这种社区内部分隔的相关原因，指出与族群特性、城乡差别、生活方式、职业类型、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并无多大联系，主要是各种涉及现实利益、权利或资源分配的制度性障碍，营造了当地社区原居民社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进而在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导致了社区内部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分隔。在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外来流动人口大部分只是作为抽象意义上的市场要素即劳动力在流动，而不是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在流动；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内部开放，其意义决不亚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只有消除社会内部空间结构上的“龟裂”、封闭状态，才能真正建成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 关键词：社区内部分隔 制度性障碍 社会开放性 一、观察:社区内部分隔的经验描述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或迁徙已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虽说这种流动或迁徙是全国范围的，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遇到或多或少的“外来人口”，但在空间分布上并非均匀平直、各向同性，而是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即从农村（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或迁徙。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无疑是流动人口的重要输入地和聚集地，以省会城市杭州为例，外来人口超过300万，已成为当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几百万外来人口在杭州市范围内，其空间分布同样不是均匀的，而是呈现出某种环状、带状或块状结构。例如，在城市的近郊区域或城乡结合部，形成了聚集大量外来人口的环状分布，而在城市周边地区的各类新兴开发区，则形成了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带状或块状分布。外来流动人口的这种空间分布特点，可从就业机会、房租价位、通勤成本等多方面因素来解释，因这些因素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这里“按下不表”。由于这种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在城市中心区域或近中心区域，外来人口的比例相对较低一些，一般不会超过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而在城市近郊区域、城乡结合部以及城市周边新兴开发区，外来人口的比例则明显较高，往往超过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甚至数倍于社区内本地户籍人口。例如，位于杭州市城市近郊的三叉社区，总人口10550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3650人，外地户籍人口6900人；位于杭州市城市周边新兴开发区的新华社区，总人口14400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3400人，外地户籍人口11000人。那么，这些成倍甚或数倍于本地户籍人口的外来居民，在其所租住的社区又是如何与本地居民相处的呢？或者说，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又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 我们选择的观察地点是杭州市NW镇。该镇为多家全国著名企业所在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5年综合经济实力跃居浙江第一全国千强镇第六。区域面积42.88平方公里，下辖6个社区15个行政村，人口5.1万，人口11万）”等等，纸条最后通常写有“房东”两字，一般不署真实姓名，如涉及代办暂住证、催交房租之类事项，则在纸条最后留有手机或电话号码。而房客这边则大多说不出房东姓名，甚至不清楚房东家里到底有几个人。这些租住在楼上楼下的房客们，有的可能是老乡或亲戚，也有的可能以前曾经一起打过工，但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天南地北，相互之间原本也是素昧平生，只是因为向同一家房东租房居住才聚到了一块。而一旦住进来成为房客，他们就有了某种共同的日常生活空间。出租房各楼层的烧煮、洗刷等场所，通常都是房客们公用的，无论供水管道上那各带计量表盘、如春燕歇脚于电缆线一般排列着的水龙头，还是厨房间灶台上那各带煤气罐、彼此紧挨着一字儿摆开的灶具，都足以表明房客们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之间是有着颇为频繁的接触和交往的。某日傍晚时分，走访中凑巧遇上几位男女房客正饶有兴味地看着孩子们游戏玩耍，于是我们便想趁机了解一下他们的亲缘关系，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对对号”， 可等他们指点完了，我们仍然未能一一对上，只记住了那位赤膊男孩在民工子弟学校读三年级，他的父母还没有下班回家。看来，是谁家的孩子似乎并不重要，大家住在一起玩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正是这种共同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不断重复的日常接触、交往和互动，使房客们由原来的素昧平生渐渐地变成了“熟人”，特别是那份共同的“离乡人”情怀和“打工者”感受，更是一条将他们凝聚起来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在走访这些租住在楼上楼下的外来住户时，可以或多或少感受到某种“大家庭式”的较为融洽的氛围。 当我们向房客们问及房东时，最常听到的回话往往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好像不在家（没回来）”此次调研期间，我们的访谈问卷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