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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抵抗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作者：黄晓武 来源：本网发布 　　文化研究是当前充满生命力的前沿学科，它试图跨越各学科的界限，描绘和干预我们当前的社会生活。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圈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大家对它褒贬不一，但是它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使大家耳熟能详，并得到普遍推广，“文化抵抗”就是这样。然而我们今天在消费文化中谈的“抵抗”（在国内，这个概念似乎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威力和优越感），已经离早期文化研究中的“抵抗”很远了，这当然是社会发展的合理结果。本文要探讨的是早期文化研究中“抵抗”观念的建构，不是想要恢复某种传统或本质，而是纪念一段历史。 伯明翰学派 　　文化研究的历史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它由聚集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周围的一些知识分子组成。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64年[1]，它继承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E. P. 托普逊的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亚文化研究是伯明翰早期工作的重点[2]，也被称为伯明翰的青年亚文化研究[3]，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青年亚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比如特迪青年（Teddy boys）、摩得族（Mods）、光头党、嬉皮士。亚文化研究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的地位。 　　当时的英国社会对青年亚文化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在那些鼓吹经济发展的人看来，随着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英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阶级差别的福利社会，年龄的差别取代了阶级和其他标准，使“青年”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类别，青年亚文化以其鲜明的形象成为这种理论的最好例证，有些媒体报道因而关注亚文化的消费层面，即亚文化围绕音乐、服装、集体行动等因素建立起来的特殊风格[4]，这种观点暗含着对亚文化的肯定；二，在那些传统道德的维护者看来，生产发展伴随着的是道德的败坏和社会风气的堕落，青年亚文化以其叛逆的姿态和怪异的风格典型地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败坏，这种观点对亚文化持否定态度。然而这种否定对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来说情况比较复杂，它不仅来源于对现实中青年亚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评价，也来源于英国社会对工人阶级生活进行批判的传统。在传统的主流话语中，工人阶级是文化水平低下和道德堕落的代名词，总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5]，这种观点影响下的舆论媒体报道的主要是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叛逆、怪异的一面，他们被描绘成“民间恶魔”。舆论媒体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 　　正是针对媒体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提出了“亚文化研究”的概念。首先，他们重申了阶级的立场，他们认为在青年亚文化这些景观性的表象之后，仍然存在着阶级的结构和文化的传统，青年并没有超越了阶级、以年龄为中心形成新的社会类别。穿着相同的奇装异服在都市街头游荡的青年，并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有的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着一份良好的工作，有的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干着非技术性的体力活，在他们相似的形象背后，有着不同的文化内容和意义。伯明翰学派对媒体上表现的“青年文化”的批判实质是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神话的批判。其次，他们提出了“抵抗”的观念，认为：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不仅不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相反，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当前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亚文化本身有着积极、肯定性的价值。在这里他们给青年亚文化提出了一种与主流媒体相对的替代性阐释方案。 　　工人阶级青年的亚文化不仅没有体现福利国家的神话，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它表达了工人阶级生活中日益加深的贫困和危机，以及青年们对这种贫困和危机的反应，也就是说，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抵抗方式。那么伯明翰学派是如何从舆论媒体通行的亚文化概念中一步步发展出亚文化抵抗的含义的呢？ 阶级结构 　　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有它自己关于文化的定义，威廉斯给文化分出了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6]威廉斯是个很注重调和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的这个文化分析模式包含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分析方式，即当时学院中的利维斯式的分析方式，它们基于“理想的”或“文献式”的文化定义之上，用“细绎”的方法对经典著作进行研究，从中发掘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这是自阿诺德以来英国精英主义者的传统；另一方面，这个文化分析模式也包含了当时较为激进和创新的观点，那就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和谐的完美”状态，它也是人类日常的生活状态，这个概念为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E.P.托普逊对文化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定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这样的概念经常忽视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它没有充分地表达冲突和过程。换句话说，它缺乏历史意识。对托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