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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化 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化 陈赟[摘要] 先秦儒学与宋明儒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先秦儒学是以行为中心的人文，相对而言，宋明儒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这种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先秦儒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文，而宋明儒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文。从先秦到宋明，儒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本文试图通过戴震、王船山的某些思考，彰显儒学演化的上述线索。一、 道的理化及其含义　　中国哲学演变至宋明时代，发生了基本语词的变化：先秦汉唐以道为中心的人文转换为以理为中心的人文。这就是道的理化的现象，它对于理解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戴震把这一现象表述为以道属之理，其实质是以理的概念取代道的概念，其结果是实失道之名义，也即真实的存在被僭代了。1道理一词，在宋明儒学的言述中，频繁出现，而且，往往与理在同一意义上使用。2然而，在宋明以前，道理一词虽然曾经出现过，但道与理的区分还是很严格的，始终是作为两个词来看待的，二者根本没有在同一层次、同一意义上使用，而且，作为存在概念的道在人文话语中的中心位置始终没有动摇过。3但是，到了宋代，情形就有了不同。当程颐在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时，作出了一个只有在宋明时代才可能出现的论断：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4这里的关键不是道与阴阳的关系，而是道增添了所以然之故的内涵。无论如何，这与道的本义不能逻辑地相涵或者相干。由道路或导引之道到所以然之道，这一非连续性的词义转换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一转换是借助于道的理化而得以实现的。程颐与弟子如下的对话多少流露了一些消息：问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5朱熹也明确地说：凡言道者，皆谓事物当然之理。6可以说，从前宋明时代到宋明时代，儒学的范式转换主要表现为人文中心词从道到理的转换。7所以，当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时，8他也许没有觉察到，这其实是道出了宋明时代精神的一个最为隐蔽的特征，道出了宋明理学之所以为新儒学、而有别于先秦汉唐之儒学的最深处的秘密。这一秘密与宋明儒学何以被称之为理学是相联系的。虽然，在陆九渊以及王阳明以后产生了心学，但是，就实质而论，心学仍然是理学的一种形态。因为，无论是陆九渊的本心，还是王阳明的良知，作为精神主体，与之对应的不是（天）道，而是（天）理，它们经常说心即理、良知即天理，但是却很少说心或良知即道。即使当有些宋明儒者（如杨简）在说心即道时，他所说的道也是理化了的道。9　　戴震对于道理作出了如下的区分：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如《大戴礼》记孔子之言曰君子动必以道，静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焉，而非言乎实体也。10按照这一区分，道的理化可以理解为存在观念的变化，以静态的、分析性的、没有时间性的理念或形式（idea）取代以动态、统一性、时间性为特征的存在（being）。道的理化不仅导致了存在的时间性的消除，而且它还割裂了本体与现象世界以及与主体的统一性。因为，存在的概念一旦转化为理念，那么，它的呈现就不再发生于主体自身的存在（existence）中，而是依附于主体静观的体验。11这就是宋明儒学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脱离人类事务和感性实践去静中体验本体的观念的根源，这种静观本体的观念在宋明儒学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如静中体验未发、洞见本体、一旦的豁然贯通、忽然的顿悟等等，它们最终形成了一种离行之知（王船山语），也即脱离感性实践的纯粹理论意识。正是这种静观的离行之知，瓦解了先秦哲学所奠定的实践优先性的原则。　　二、 先秦与宋明时代知行观的变化　　《尚书?说命中》所谓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代表了先秦人对于知行问题的理解，这一理解的要点是实践（行动）对于认识的优先性。　　在先秦，理有为土地划分疆界的意思12。划分田地、划分疆界，这是古代政治活动的大事，孟子所谓的仁政就从正经界开始。《说文》则把理的本义理解为治（理）玉（的实践）。不管是玉石的纹理，还是疆界与田地的秩序，都不是自在地就存在着的，而是人的行动的一种遭遇。在这里，名词性的理是在动词性意义上的理之实践中得以显露的，理作为事物的条理、秩序，它的显现不是发生在人对它的静观的体验中，而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理之的实践并没有限定在心理活动与认识取向上，物理的呈现并不仅仅是以感知、知觉为取向的，它的被给予的方式是在人自身的在世活动中，是后者使前者成为可注意的内容；而且，物（事物）与事（事务）是同时被给予的。成为先秦人关注中心的，并不是事物自身、自在的条理是什么，而是规定事物秩序的活动（理之的实践）如何才是人的存在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