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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体生成的文学、音乐基础 暨南大学中文系 邓乔彬 我国的古代文学始于诗歌。较之其他文明古国，我国诗歌重在抒情，而不像希腊、印度之以 叙事为主。在古代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诗与乐的离合变化，齐言与杂言之更替，造就出 诗体的代兴。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诗歌各体皆盛，五七言近体更达到高 峰，—种倚声而作的曲子词也应运而生，，是为后世所称之词。 词本名曲予，后来才称为词。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指出：“是今所谓词，吉 原称曲子。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曲子所由蜕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 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搞藻之一体，久 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词之名既出，虽别称仍多， 如曲子词、歌曲、乐章、乐府、近体乐府、寓声乐府、琴趣等，但约定俗成，其名自立，且从广 义的诗歌中独立而出，而尤盛于宋。王国维以之与此前的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此后的 元曲并列为“—代之文学”。且不论此说是否遮蔽了其他文体的成就，是否为学界所公认，而由唐 至宋，词的艺术水平之发展，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意义上，以词为宋的“叫：之文学”并 无不妥。 词虽—代之胜，而作为古代诗史的—个链环，其由来不仅限于唐宋，观照其发展之由，应置 于古代诗歌的流程中，且要在以下几方面关注影响其体式生成的基础和主要制约因素。 齐言与杂言的转换 汉语与西语的最大不同，在于表义而非表音，其开始于单音节的语言，决定了诗歌的主要民 族特色?。随着语言的发展，双音节词汇渐多，汉语及其节奏影响了诗歌的体式，而尤见于句式由 短而长的变化，也随之产生了齐言与杂言的不同。 我国古代诗歌在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齐言与杂言的转换。 最早的诗歌是以齐言为主而兼有杂言的。如《吴越春秋》卷九《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 歌》为二言：“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一而《帝王世纪》卷二的击壤歌》传为帝尧时期的歌 谣，则为四言基础上的杂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又，《礼记》卷八《郊特牲》的蜡辞亦近之：“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此 传为神农氏所作，虽不可信，但仍是早期歌谣。近似的还有l：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 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早期歌谣多为齐言的四言，而实际上有的确为四言，如《康衢谣》：材立我蒸民，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列子》卷四《仲尼》)；而有的则是三字句加匕—个虚词，如君臣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尚书》卷二益稷》)； 。参拙著‘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编第六章第—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卿云歌》：搿卿云烂兮，乱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尚书大传》卷下虞夏传》)． 由于古歌谣有披后人改动或伪托的情况，故相较而言，。殷墟发掘的商代卜辞更为可信。载于 郭沫若‘卜辞通纂》的‘癸卯卜其实就是一首诗：。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 来雨?其自南来雨?”除第—句，皆每句五字，而除去表疑问的“其一字，则为一首四言诗。 自诗经以来，古代诗歌呈现出齐言与杂言的两次大转换。 《诗经》中产生较早的‘周颂》，句式多未定型，是不整齐的，稍后的大小雅，旬式变为整 齐，逐渐定型，尤其小雅》的不少诗篇与国风八。无差别。风诗多重章叠句，反复歌咏，虽也有 二、三、五、六、七、八言者，但基本以四言为主。由于《诗经》以国风为大端，也使句式之四 言成为了与后世诗歌的显著区别。 《楚辞》自其前身的楚歌起，就与《诗经》不同，体式较多变。如《说苑·正谏篇》所载的 《楚^歌》：“薪乎菜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菜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乎!”为四言体，且 重章反复，近于国风。而论语·微子》所载的接舆歌》：搿凤兮风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l则为杂言。此歌在《庄子·人间世》中篇幅变长， 且以四言为主，怀疑是经后人仿《诗经》作了改动。另一首《孺子歌》见于孟子·离娄》：“沧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若除去“兮”字，则为五言诗。《楚辞》 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体，又吸收了战国时期的散文句式，成为了杂言体。虽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