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城市遗产.pdfVIP

2015 年第5 期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5,2015 　 总第125 期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Gen.No.125 ■■■■■■■■■■■■■■■■■■■■■■■■■■■■■■■■■■■■■■■■■■■ 乡土中国的城市遗产 1 2 彭兆荣 ,周雪帆 (1.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361005; 2.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361005) 摘　 要:学界普遍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与土地捆绑的人群共同体,稳定是常态,而移动性不符合乡 土社会的本相。 然而,我国自古存在另一种传统,即城市文化传统。 在城市社会中,移动是常态。 由于 我国城市传统在“农本”社会中不被突出,因而,中国的城市文化多被遮蔽。 事实上,中国传统“天人合 一”的价值观和“家国天下”的政治大一统在城市文明中有集中体现。 同时,那些与城市建设相联系的 营造技艺则在各个方面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城市遗产,值得珍视。 关键词:移动性;城郭(国);营造技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5)05-0005-06 一、 静止的乡土与移动的城市 在进入这一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一个学术界共识的观点做一些辨析性反思,即中国传 统的乡土社会以安居乐业、“父母在不远游”的“稳定性”为基础,即所谓“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 定”[1](46)。 中国历来就是“农本”社会,包括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和谐”“安定”都承续了传统农业伦 理的脉络。 传统的农业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并不需要过分、过度的交流、交换和交通,因而也就 不需要过多、过密的“移动”。 费孝通先生将传统中国称为“乡土中国”,“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 乡土性的”,也可以说“乡土本色”[1](6)。 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总结、判断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但是,正 是由于这种“农本”传统的正统化,致使对同样历史悠久的城市文明的性质过于轻言、轻视。 事实上,我国的城市文明几乎与农耕文明同时产生,它们是“双胞胎”,但有各自的发展线索。 对于这一点,我们一直认识不足。 《周礼 ·考工记》开篇之“惟王建国”与“惟匠建国”,就是以营造 “城郭”(囗、國)为形,创建“国家”,即以王城为中心的“天下观”。 我国大量的城郭遗址为我们提 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其特征也很明显,即“城”与“郭”是一个二合一的整体,“城 -郊 -野”形制并 不像西方那样“城/ 乡”对峙,形成了我国特殊的空间制度。 所以,当我们定性“乡土性”时,或许犯 了西方城乡二位认知的错误,即在“城/ 乡”二元对峙关系中,“城市”是中心,这从古代希腊就已经 确定了。 “城-郊-野”形制决定了我国传统的城市、城郭、城邑、城镇都建立在乡土传统的农业文 收稿日期:2015-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11ZD123) 作者简介:彭兆荣(1956-),男,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 学和文化遗产研究;周雪帆(1985-),女(土家族),贵州铜仁人,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生,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C Berkeley)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 5 明、农业社会和农业伦理之上,甚至与乡村融为一体。 也就是说,中国的城市形制、城郭营造、城镇 建立等城市智慧都是以乡土为基本、基础和基层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乡土性,我国的城郭智 慧无以言表,但当我们在强调“乡土中国”的时候,也要兼说“城邑中国”或“都邑国家”[2](8) ,因为 我国的城市文明也有独立言说的特色。 古代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