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pdfVIP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15.04.014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 ——“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安超 摘要：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逃回北上广”现象反映了劳工子女“向上-向下-再向 上”的社会流动问题，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以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方式对文化冲突的积极适应。劳 工子女“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 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 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 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为了自我实 现的目的，他们以犬儒式的乐观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文化阶层上实现再次的向上流动。 关键词： “逃回北上广”；社会流动；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5）04-0091-08 “逃回北上广”是与“逃离北上广”相伴而生的，其相关群体主要是“青年白领”，多为出身 劳工阶层的“70后”与“80后”大学生（“北上广”，指北京、上海、广州）。尽管农民工也常往 返于“北上广”，但他们仍处于社会流动的底层，其迁徙是平行流动，相对应的词语是“用工潮” 和“返工潮”。“逃回北上广”的代表群体是受过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相 对于父辈而言，他们已经是成功向上流动的一代。当下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于“逃回北上广”现象 的研究感性描述太多，理性分析较少，对其生存状态的描述过于悲观；对于原因的分析比较消极， 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强调他们是“被逃离”的，忽视了个体的能动性；另外，现有研究缺 乏个人关照，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本土语境的分析。因此，针对上述不足，笔者在反思“逃 回北上广”现象的基础上进行了问题界定、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 一、理论关照：两个制度、两类教育和两种文化 许多经典的社会学理论，比如吉登斯的反向流动理论，威利斯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奥伯格 的文化冲突理论为此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一）反向流动：现代性后果与本体性焦虑 吉登斯指出，社会流动的研究大都以流动的客观尺度（流动的程度、方向等）为重点，对“主 观”感受研究较少，因此他特别研究了人们阶级地位改变时的主观感受。社会流动会产生不平衡 感、隔绝感和漂泊感。为此，他提出了“本体性安全”和“本体性焦虑”的概念。大多数人对其自 我认同之连续性及社会与物质环境的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对人或物的可靠性信心关涉到人的本体 性安全。如果基本信任感没有得以建立或内心矛盾没有得到抑制，后果便是本体性焦虑。现代性的 特征和后果有时会降低人的信任感，导致存在性焦虑。[1]。现代性即城市化，它对城市本身兼具创 造性与破坏性作用。一方面，城市化集中了人力、物资、服务与机遇，同时也分裂、削弱了地方传 统和现存网络的完整性。与集中化和经济增长并存的是边缘化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它使得发展中国 作者简介：安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原理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91 《青年探索》  2015年第4期  双月刊·总第196期 YOUTH EXPLORATION [2] 家包括工业化国家大量城市居民处于边缘状态 。 “重返北上广”所反映的“大城市陷阱”与“小城市困境”便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北上 广”的过度城市化损害了边缘群体的本体性安全，使身居其中的这些边缘群体在焦虑中离开“北上 广”。而小城镇也同样如火如荼地经历着城市化进程，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原本熟悉的乡 村不在，身居其中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