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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封闭式小区与西方私有社区比较研究 邓 锋 [摘要]本文比较了我国封闭式小区与西方私有社区之间的异同，研究了我国小区的制度结构、主要影响因素和潜在的问题。指出我国小区和西方私有社区有着同样的制度结构，体现了物业所有者和集体品提供者的整合，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我国小区多采用“防卫性”设施，小区的规约偏重于物业管理，对住房隔离的影响不大，小区面临许多公共约束等方面。最后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我国小区潜在的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对策。 （中经评论·北京）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新的产权与制度形式的出现，旧的城市地方治理形式也正在经历变革。一个典型例子是我国城市到处可见的小区，几乎全部的小区都是以“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y）的形式出现的。对大部分研究私有社区（private community）的西方学者而言，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因为封闭式社区是西方私有社区中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 　　我国小区和西方私有社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回答以下问题：第一，我国的小区有何独特之处？它和西方私有社区有何差别？探讨两者间的差异将有助于加深对小区这种制度形式的了解及对两者的联系的认识。第二，导致这些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可以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来分析导致我国小区和西方私有社区之间的主要差别的原因。第三，这些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影响？它们是暂时的不同还是长久的差异？私有社区曾在西方引起激烈的争论，并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探讨我国小区和西方私有社区的异同有助于分析小区这种制度形式对我国城市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西方关于私有社区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文献，中国学界也开始出现了不少相关研究。其中大部分是针对业主委员会的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研究，少量则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分析封闭式小区对城市的影响，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尚不多，与西方私有社区的比较研究更为罕见。现有研究中，一种倾向是把我国的小区直接等同于西方的私有社区，直接引用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另一种倾向则是彻底否认我国小区与西方私有社区的对应性，否认小区这种制度形式与西方私有社区之间存在的共性。这两种倾向对于正确地认识我国小区都是有害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我国小区也是私有社区的一种形式，与西方私有社区之间存在着许多共通的地方；另一方面则应认识到我国小区有其独特之处，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与西方私有社区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小区和西方私有社区有着相同的制度结构，都体现了物业所有者和集体品提供者的整合。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别，突出表现在小区的“防卫性”设施、小区的规约、对住房隔离的作用、小区面临的公共约束等方面。这些差异来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政治制度。探讨我国小区与西方私有社区的这些异同之处，将有助于分析我国小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制度结构分析　　 西方关于私有社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研究方向，各有其侧重点。一个方向是将私有社区视为提供地方公共品和服务的市场组织或制度形式。符尔德伟利首先提出了地域性集体品（territorialcol -lectivegood）的概念。他认为大多数的地方公共品都是地域性集体品，因而可以由私有社区来提供，并非一定要靠地方政府来提供。他的观点主要是建立在亨利·乔治关于地租资本化的见解之上的。邓锋认为，私有社区实质上是整合了土地一物业所有者和集体品的提供者，从而解决或缓解了城市土地利用中的胁迫问题。另有许多研究是沿着蒂博特（Tiebout）的传统方向来研究私有社区的，偏重于研究私有社区和公共领域的策略互动，很少触及私有社区的制度形式。 　　私有社区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则侧重于私有社区的社会影响方面，尤其是所谓的封闭式社区。这一方向的研究通常认为，私有社区是富人们从社会中退出的结果，因而多支持一些来自于大众媒介的批评，指出私有社区存在的许多问题。罗伯特·瑞奇（RobertReich）把私有社区的增长归咎为“成功者的退出”，即所谓事业上的成功者从社会或公共事务中退出，退缩到个人可以施加影响的私有的小圈子里，并认为这一做法削弱了公民社会的基础。麦肯锡收集了许多关于业主委员会的糟糕故事。布莱克利和施耐德则批评了封闭式社区存在的各种问题，认为他们的堡垒防卫心态会进一步分裂社会，破坏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总体说来，私有社区的快速发展显示了这种制度形式所具有的效率特点，但是它们的一些问题也带来了许多争议。 　　由于数据获取的困难，关于私有社区的实证研究很少。巴顿和西尔弗曼收集了许多关于私有社区的早期研究。一方面，一些研究人员发现私有社区很有效率，如戈登的实证研究显示出许多观察家的一个顾虑是不正确的，即私有社区不会降低业主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