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解与侠文化.pptVI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解与“侠文化” 北京二十七中 田姝 2009/9 郭解之“我”见 我们的疑问 1、郭解究竟是邪是正？ 2、司马迁何以对他宠爱有加？ 3、金庸小说中的大侠与郭解有何不同？ 多面郭解之—— 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 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 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 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多面郭解之——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 首先承认“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后指出了其言信行果，已诺必诚的诚信态度，“赴士之厄困”、“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谦逊品格。 “侠”——中国特色 侠的存在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但侠却是一个人们似乎都理解又很难定义的文化名词。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侠和侠文化研究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分岐较多、研究积淀中大家一致认可的东西太少、深层理论构建与创造肤浅的文化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是材料芜杂，史料欠缺； 二是游侠自身人格的复杂性、自身性格行为中对立的因素太多，因而不易持论； 三是正统社会上层统治者一般不提倡游侠； 四是侠文化中文人研究者理想化研究的成分太多，因而也误人太深。 “侠”的文化形态 “历史侠”（即史籍中所载的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侠。） “文学侠”（基本上是传统文化观念与时代精神的产物，是文人用抽象的真实与具体的虚构建筑的理想化人格模式。） “观念侠”（是人们在前两者存在形态的基础上，在意识中形成的一种理想人格精神，是一种群体的“超我”形象，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进入民族的价值系统，就成了公理和正义的象征。） 百姓何以爱“侠”？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从仁义两方面对游侠精神作了总体概括，他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将游侠的行为进一步上升到“仁”、“义”高标而赞之。 从《史记·游侠列传》所提到的侠者看，司马迁点到的侠不止五位，虽然他认为一些游侠“此盗跖居民间者耳，何足道哉!” 故选择了朱家等五位，而选这五位除了他们本身行为中有合于仁义的因素外，可能与司马迁自身遭际带给他的道德意义判断标准有关。 如《史记评林》卷二一四中，董份说：“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 茅坤说：“太史公下腐时，更无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传游侠，独蕴义结胎在此。” 这样看来，司马迁对西汉游侠所作的历史评价就有两个局限，一是主观色彩重；二是基于身世之感而多激辞。但是，作为第一个为游侠立传 的史家，他还是做到了实录。 独到的价值观： 司马迁认为，游侠们和那种“侵凌孤弱”的暴徒有本质区别，却不被正统观念所谅解，司马迁的特殊经历和深厚的文史功底，使他不同于主流意识，“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我哀伤世俗之人不能明察这其中的真意，却错误地把朱家和郭解等人与暴虐豪强之流的人视为同类，一样地加以嘲笑。 ）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咏荆轲》 “侠”对后世的影响： “抚剑独行游” —— 五柳先生 “纵死侠骨香” ——青莲居士，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龚自珍 但，历代文人大多并非真的想成为行走江湖的大侠，而是想借此“豪气一洗儒生酸”。正如清人张潮所谓“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春风得意者大概不会念念不忘游侠，只有屡经坎坷饱尝人间艰辛之人，才会深感人间侠士的可贵。 文人特有的“书剑飘零”的梦想： 武侠小说为什么受欢迎？ 中国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很受欢迎，除了大家在侠的身上寄托了被拯救的希望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侠本身那种气质：独立不羁。那种天马行空、独立不羁的气度、风格，很受文人的欣赏。也就是说，中国的文人，尤其是长期在书斋里面生活的读书人，特别向往一种不受法律、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生活。 以电视剧《大宅门》、《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李卫当官》等为主的影视作品火爆荧屏，一时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这些电视剧也使他们的主人公——白景琦、石光荣和李卫等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形象，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这种类型的人物。 纵观这一类型的人物，我们发现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 “包括担当精神、悲剧意识、激进情绪、反抗与破坏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