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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的再思考——与李昌集先生商榷【内容提要】 “隋唐燕乐”作为现代学术概念，指发端于隋完成于唐的二十八调音乐系统。“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基本主张是词乐词调产生于二十八调。“五四”以来，“隋唐燕乐”说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定论，成为各种词体起源假说中最具有科学权威性的学说。李昌集先生《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否定燕乐生词说，是由于对“隋唐燕乐”的理解有误差;李文提出词起源于“唐代中华民间歌曲音乐”的新说，尚需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历史依据。 【关键词】 隋唐燕乐 词体起源 民间音乐 李昌集先生《华乐、胡乐与词:词体发生再论》一文 ，要义是提出词起源于“唐代中华民间歌曲音乐”的新说，以取代“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的成说。李文认为:“词体之发生，乃是唐代中华民间歌曲音乐和语言双双发展的水到渠成” （摘要） ，而“隋唐燕乐”说主张“胡乐入华而词生” （第61页） ，所以“词体乃为配合燕乐而产生是颇有疑问的” （第67页） ，反对“将燕乐作为词体发生的音乐主源” （第69页） 。 “词起源于隋唐燕乐”是20世纪学术研究获得的重要成果之一，百年以来，它渐渐被学术界认识和接受，成为普遍承认的科学定论和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与规范。基于这个学说的研究除了词体起源以外，还包括隋唐音乐系统演变、艺术创造原理、艺术进化规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隋唐燕乐”说一旦被证伪，百年来所有建立在“隋唐燕乐”说基础之上的词史、文学史、音乐史、艺术史都将被重新思考。因此，“词起源于隋唐燕乐”到底主张什么，这个学说能否成立，民间音乐说能否取代隋唐燕乐说，等等，都应该给予认真的思考和正面的回答。 年来笔者对词体起源有兴趣，对有关史籍略有涉足，李昌集先生的大作敦促笔者就这个问题去更广泛地阅读、更深入地思考，因有所得、有所感。现将这些所得所感择要叙述于下，愿与昌集先生及同好者共享。 一 “隋唐燕乐”指二十八调音乐系统 “词起源于隋唐燕乐”能否作为词体起源的科学命题继续存在下去，确切地把握学术界对“隋唐燕乐”这个概念的定义，是讨论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现代学术概念，“隋唐燕乐”这个术语初始于20世纪初。王国维于1910年完成《清真先生遗事》 ，在文中他在词学研究史上首次打破朝代的畛域，把隋乐和唐乐概括为一个独立完整的音乐史阶段，提出了隋唐燕乐的概念雏形: 惟（周）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 王国维根据周词的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指出“其音”“为隋、唐以来之燕乐”，这说明王国维是以宫调作为隋唐燕乐的基本内涵。王国维所说的“教坊十八调”，是指宋代教坊所用宫调，属于唐二十八调范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云:“宋教坊之十八调，亦唐二十八调之遗物。” 可见“隋唐燕乐”作为学术概念，在其初始阶段就以“二十八调”为基本定义，既不是胡乐，也不是宫廷燕饮用乐。 “新音乐系统”、“二十八调”是对“隋唐燕乐”这个概念的定性，对此学术界一直都表述得清楚、明确。夏敬观1932年的《词调溯源》指出:“隋以来的音乐与汉魏乐全不同，燕乐的本质即二十八调。” 龙沐勋1933年的《词体之演进》指出:“……于是新旧稍稍融洽，以构成隋唐以来燕乐系统。……然隋以来，俗乐，实只二十八调。” 王光祈1932年的《中国音乐史》认为，隋唐燕乐与过去音乐的根本不同是建立了二十八调的宫调系统 。杨荫浏60年代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专论隋唐音乐的新成就时，讨论了“燕乐二十八调”的调式问题 。2003年举行“《文学遗产》论坛”，刘扬忠先生在对李文的评议中，也把“隋唐燕乐”概念表达为“新华乐”、“燕乐系统” （第80页） 。可见学术界在使用“隋唐燕乐”这个概念时，指的都是二十八调音乐系统。 就拿李文所援引的袁行霈文学史和游国恩文学史来说，也把“隋唐燕乐”定义为新音乐系统。由于李文在引用这两种文学史时省略了一些重要的内容，所以笔者把它们补充出来，再次引用如下。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同时包含有魏晋南北朝以来流行的清商乐。燕乐（的乐器以琵琶为主，琵琶有二十八调，）音律变化繁多，五七言诗体不容易跟它配合，长短句的歌词就应运而生。 引文中括号内部分即李文引用时略去的部分 （第61页 ）。被略去的部分谈“隋唐燕乐”在用器和乐调方面的特点:燕乐的主要用器是琵琶，乐调有“二十八调”。但是李文把其中对“燕乐”定性的文字“二十八调”省略了，致使“燕乐”内涵模糊不清。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一方面，中原音乐吸收了胡乐成分;另一方面，胡乐在接受华夏的选择过程中，也吸收了汉乐成分，融合渗透，形成了包含中原乐、江南乐、边疆民族乐、外族乐等多种因素，有歌有舞，有新有旧，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隋唐